当前位置：|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拍照片？ |
| 来源： 作者：ne 发布时间：2008-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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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这“无用”的事，因为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作者”——关于“我”、关于我的世界的“作者”，一个有明确主权的声音。
有用之文当然也有作者，但这个“作者”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把自身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个“我”有时是个“法人”，有时是“我们”或“咱们”。这也正是有用之文的“用”之所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需要在我们和他们的总体规模上分检事实、做出论述和判断。
所以，相对于有用之文，无用之文的区域远为混沌和嘈杂，无数的“我”充当自身的秘书和史官，这种不可掩盖也无意掩盖的自我指涉的写作，面临着一系列隐蔽的、但又是致命的问题：
我们其实并不在意文章作者和作者本人的同一性，我们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我们对这个作者的基本信任？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是“我”的世界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是如何被估价和被检验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意义来源，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而成立？或者说白了，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对于他的世界的编纂和整理是有意义的呢？怎么能够确认写文章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至此，我理解了古人对于写作的伦理问题的偏执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起就起在他为古代中国的文章——无论是有用之文还是无用之文——确立了一套明晰的伦理模式：顶端是普遍运行无所不及的“道”，道化而为浩然之气，每个作者都分享和养育着这团浩然之气，然后他们提起笔来写文章。道是水，人是水的波纹，人又是水，文是人的波纹，人和文最终都因“道”称信。一切文都被纳入具有强大权威的关于终极真理的本体论体系之内，“异端”没有了，人和文之间的伦理疑难应刃而解。
很好，我相信，在古代中国，在历经千秋的道与人的支离、人与文的支离、文与事的支离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光滑严密的体系必定是长出一口气而“靡然从公”。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道”百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裂了、碎了，在现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天上有个“道”，人和文都如向阳花一样对着它开放；在现时，大地上只剩下了人，无所凭依地写着他的文，这是解放，是自由的可能，但解放之后，为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纵和离散，韩愈和苏轼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必将重新成为尖锐的疑难。
至此，我也可以说出为什么在讲述当下摄影问题时要扯上遥远的韩愈和苏轼了，这是因为：我坚持认为照片和文字有着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这二者都是各自时代最鲜明的语言；都为自己划定了相对自足的区域；都体现着人对自身生活、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选择；都有“有用”“无用”之分，我在前述无用之文时说过，它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当我们张开镜头决定拍一张照片、尤其是拍一张无用的照片时，其实和写无用之文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件使我们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任何一个这样的照片的作者，他都是在自我塑造，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编纂世界。我不认为我在前面所思所写的就只是针对文字，也不认为韩愈的时代离我们遥不可及。
,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拍照片？ 摄影的意义在这个摄影繁盛的时代需要我们深长思之。那些商业、新闻、取证等等“有用”的照片无需多言不必争辩，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无用”的照片，在摄影活动如此大规模的扩散之时，在看尽了照片的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之后，我的问题非常简单：我们为什么拍照片？
其实这是实然和应然之间冲突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无数照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应然的我和应然的世界，那会怎样？很可能，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假面舞会，我们时时见到的照片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对于海外产品囫囵吞枣的抄袭拷贝，所有的人都隐藏在影像的后面居心叵测地撒谎，我们看到无数的表情、姿态和伪意义，却看不到真相、真心、真感情。摄影之影，是老虎身上的斑纹，我们有了无尽的斑纹，却再找不到老虎。
但同时，如果我们在无数照片中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实然的我和实然的世界那又怎样？那意味着人类其实根本不必追寻生活的意义，根本不必探索美与善与正义与真理。当我们在取消应然向度的意义上谈论真实时，那意味着摄影变成了毁坏意义的场所，意味着只有人性中粗俗本能的一面才是真，只有玩世不恭才是真，意味着我们其实根本不必拍什么照片。
我知道，我是冒失地使用了应然和实然的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应然决不是任意的应然，实然也并非自在的实然，但鉴于我们无法在自我与世界的应然问题上达成起码的一致意见，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实然也无法有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任意放纵的应然或粗陋肤浅的实然，这两个方面都会把我们引向巨大的虚无——尽管可能是欢乐的虚无，这正是韩愈正是文字也正是我们正是摄影力图克服和解决的危险。
不一致很好，我们大概无法也不想回到韩愈式的一致上去，但是我认为，正因为不一致，正因为身处纷纭交错的断裂和冲突，重温和拯救摄影的某些基本价值变得尤为紧要迫切，这些价值不可能构成韩愈那样贯通完善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碎片，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碎片，但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探究和守护，我们可能为摄影确立基本的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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