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在1966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6月份呢？因为当时是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他主持起草了一篇社论，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看后面的标语就是这样的标语。有一些年轻的读者看到这幅照片，说这是烧什么呢？当时“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所以烧的书都是有关这方面的书。有的专家说，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从“革文化的命”开始的，我觉得说的挺妥贴。前几天我又去了这个地方，就是东单广场，现在又是体育场，又是高楼大厦，我当时看了以后，真是沧桑剧变，因为我是亲历的，我拍照片了，再看这个场景，真是感觉心潮起伏。

　　这是在1968年给周总理拍的，当时一看，心里怦然一动，感觉总理怎么成这样了。他的剑眉紧锁，当时他承受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在一个夹缝里。这边是毛主席，那边是“四人帮”，还要保护一些老干部，所以他费尽心机、废寝忘食，当时心里很难过的。

　　这个口袋鼓着，我觉得很可能里面是带着药，因为他当时犯着心脏病。我估计十之八九是急救丸。可是他在1966年的时候表情是这样的，两年之间把人累成那样了。前后一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拍摄上说，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拍摄一定要捕捉领袖容光焕发、满面笑容的镜头。他一笑，我们才拍。他发愁，我们不拍。我当时毕竟拍到这张照片了，他也是领袖的一面，还有常人的一面，他也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困难。所以，这一点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庆幸，我拍到了总理。这张照片的题目就是“周总理在1968”，那时候他最困难，又是林彪，又是“四人帮”，又是“英国代办处火烧”的事件都是那段时间发生的。

　　活跃期――坚持抓拍 如鱼得水

　　【主持人】您拍人物的时候，不仅只拍风光的一面。您拍的这些照片里面真实地反映他生活的各个角度。我记得好象罗丹说过一句话，只要存在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如果是摆弄过的就是丑的，不真实的。

　　【蒋铎】罗丹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在他之前的雕塑都是神像，都是围襟正坐，拍政治人物也是这样，他出来以后，把神人化了。格塞尔记录他的一些言论，格塞尔是一个作家。格塞尔和罗丹聊天，说你这个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的雕塑家都是把人请以后，让模特摆出一种姿势，他们开始雕，他说你不是，罗丹说我怎么样？你是让模特很放松，随便，你把他们的动作捕捉下来。罗丹说，我是这样的，我更尊重模特。别人那样雕刻，能把人当成木偶，我要捕捉活生生的运动。总理的照片，也可以这样。总理既是一个领袖，又是一个人，拍他的真实情感。

　　这张照片是2004年的时候在《人民摄影》报，给我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了我的30几幅照片，包括前面看到的一些老照片。有一位年轻的观众，看了以后，在我的照片面前热泪盈眶。当时我就把她拍下来。当时，有人很奇怪，说现在很幸福，为什么看到这些老照片还很落泪？但是当时她也说了一些理由。

　　我前面的照片是讲到一些在启蒙期。我的新闻摄影进入比较忙的时期，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传统以后，我更开始忙了。但是这个时期拍摄领袖少了，所面对的活生生的新闻多了。因为这个时代面临着一个转折，改革就是一个转折，是观念的转轨。1963年，人民公社是那样的，到后来要改变。我有一种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多拍。

　　另外从拍摄方法上说，我一直崇尚抓拍，我喜欢自然的，这时候好象如鱼得水，我就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生活。所以这样我就进入了一个拍新闻照片的活跃期。

　　【主持人】能给我们讲一促使你这样的转变，肯定你曾经有摇摆过，为什么后来决定一定要在旁边抓拍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

　　【蒋铎】真的有一些转折，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现场抓的，因为你作为记者不能交卷也不行，因为也有一些摆了以后拍，为了登报也有这样的拍，但是从我个性出发，我认为自然才是我，我看到什么，拍什么那才是我。但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所以有了这个转折以后，因为讲究实事求是了，我就可以直观地、视觉的，我看到什么，更多的按照新闻规律办，我就有这种自由了。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正好这个转折是1978年和1979年，1978年我拍了一个反映儿童的照片，叫“祖国的花朵”，整个一版都是彩色照片，从各个方面反映孩子的生活。那个照片几乎都是摆布的，因为摆布的照片拍出来以后，不是别人批判我，反响还挺好，我的新闻作品生涯中，来了很多信来称赞我，说我照片拍的非常好。因为过去都是假、太空的东西，但是我拍的孩子都是关于他们学习、他们成长的东西，虽然是摆的，但是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还是感觉很新鲜，眼前一亮。但是我自己还是在反思，这样拍不行。

　　其中有一幅照片叫“三好生”，反映一个三好学生，我拍他上课时候一个肖像式的，校长一听是人民日报来人，很重视，我说这个小学生要眼睛大大的，不要太胖，不要太瘦，校长挑出五六个小孩，因为他不在状态，怎么看都不行。最后勉强挑了两个，我就导演。拍了以后，见报了，虽然见了报，也受了表扬，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这不是我。

　　到了第二年，1979年，当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又是五月份，我再拍一次，这次很明确地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所谓抓拍，我想抓拍最本质就是以生活为第一，记者是服从于生活，我的工作是选择，这样我花了几天时间，我不声不响，学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要求，就让我听课，我开始一进去的时候，孩子觉得来了一个生人，我听了几节课以后，孩子也就无所谓了，这样我就进入了，我拍了一个小孩，就在黑板上默写生字，他的表情、眼神、嘴角都是完全他自己的，不是我在那逗他笑，这张照片拍完了我心里踏实了。

　　影响我转变的是有一位老人，他也提倡抓拍，他的理论也对我有影响。当时看了一个安东尼奥尼，那是“四人帮”的时候批判他，批判他的目的是批判总理，这人是一个意大利很伟大的导演兼摄影师，他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人，总理请他拍，结果拍了以后，被“四人帮”批得太糟糕了，实际上整的就是总理。“四人帮”粉碎以后，又让大家看，我看了以后感到很惊奇，拍得太好了，他完全是现场的，没有一点干预的拍，都是偷拍的，抓拍的，拍的非常活灵活现，我觉得影像可以这样鲜活，这样生动，他这个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