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真相走——对话普利策奖获摄影家爱德华·基廷
2007-10-31 9:08:22 中国摄影
对话人：江融 （本刊特约主持，下文简称RJ）
爱德华·基廷（联系图片社，下文简称EK）
对话时间：2007年1月28日
地点：爱德华·基廷家中
爱德华·基廷(Edward Keating，1956-)上大二时，中途辍学，到美国西岸寻找自我。到洛杉矶后，很快发现他对西岸的美好幻想破灭，之后沿横贯美国的66号公路徒步搭车旅行，最后又回到东岸的纽约定居。在这期间，他做过伐木工和出租车司机。
1981年，他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美国文学，当年购买了第一台相机。他回忆说，“当我装上第一卷胶卷，刚走出店门，脑子里便出现这样一句话，‘我一定能拍好’。”
一语定终身，这句话使他踏上摄影路，矢志不悔。
大学毕业后，基廷为几位摄影家担任助理，同时大量拍摄纽约街头的照片。不久便开始为《财富》周刊等杂志拍摄图片，并于1991年被《纽约时报》聘为专职摄影师。
基廷的报道生涯充满传奇和争议。他曾因为报道纽约布鲁克林皇冠高地种族动乱差点被暴徒打死，后脑缝了50针；又因为到科索沃报道，被塞尔维亚士兵逮捕，险些作为人质被杀，最后，他设法逃出。
在《纽约时报》任职期间，他将多年练就的街道摄影技巧应用到新闻摄影中，他与报社的记者十一次被集体提名普利策奖，两次获奖，其中一次是因为报道“9．11”事件，他拍摄了一幅世贸大楼倒塌后附近公寓楼房中一套茶具的照片，令人难忘。
正当基廷处在摄影事业高峰时，不幸的事情发生。2002年，在纽约州为报社采访关于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报道时，他拍摄了一个小孩在阿拉伯人开的餐馆前举着玩具手枪的照片，被当地报社记者举报有摆拍做法，但基廷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最后被迫辞职。
目前，基廷成为自由职业摄影师。近年来，他重返年轻时曾走过的66号公路，该公路因后来修建了高速公路而基本荒废，沿途有破旧的楼房和加油站，居民过着封闭的生活，有许多异化现象，也象征着美国作为帝国的没落。
去年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过基廷拍摄的该项目部分作品，他正打算将这些作品编辑出版画册，并进行巡回展出。基廷于2004年加入美国联系图片社，由该图片社为他代理作品。
RJ：成为《纽约时报》的专职摄影记者很不容易，申请时竞争一定很激烈。
EK：的确如此。不过，我是他们所需要的合适人选，而且时机也很合适。
RJ：为何这么说?
EK：刚开始时，我在《纽约时报》担任自由摄影记者，并在此前拍摄了大量照片。当时，报社来了一批思想较为进步、开明的摄影编辑，他们想要一种更加个人化、带有分析性的照片。正好，我喜欢拍的照片不是仅停留在记录事实，而是带有某种政治和社会背景。我花十年拍摄的街头照片正是这类照片，我的风格正好适合这些编辑当时想寻找的风格。
RJ：不过，据我所知，你是为《纽约时报》社区版而非全国版拍摄。
EK：即使当我被聘为《纽约时报》专职摄影记者时，他们很少派报社的摄影记者到外地拍摄。当时报社的摄影记者得不到与文字记者相同的尊敬。不过，这种状况已经改变，许多人认为，我加盟《纽约时报》之后，对于该报照片的变化做出很大贡献。
RJ：你在为《纽约时报》工作期间，采访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皇冠高地种族暴乱事件，并差一点被打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EK：那是1991年8月，大约有一百人用铁管、木棍和砖头打我，结果我的后脑缝了50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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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31 9:08:22 中国摄影
RJ：他们为何要打你?
EK：当时有一百多人侵入一家运动鞋店，我站在远处观察他们，但没有拍照，避免刺激他们。然而，我相信由于种族的原因，他们朝我冲过来，并差点把我打死。他们还抢走我的所有相机。
RJ：这次事件对你打击一定很大。
EK：当然。幸好有两名警察路过，把我救了。
RJ：事后，当警察让你指认嫌犯的照片，你为何决定不追究那些打你的人?
EK：报复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这么决定，是为了自己保持内心平静。我想这是为了宽恕和避免做出判断。他们打我是不对的，但我决定就此罢休。
RJ：你14岁时，曾看到一个黑人在你居住的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奔跑，你便报警。结果，此人是因为他的汽车没有油了，才跑去寻找帮助。对此，你感到十分羞愧。该事件是否影响到你决定宽恕打你的人?
EK：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在某个时候必须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些联系。
RJ：1999年，你到科索沃采访。你如何获得这项国际采访任务?
EK：原本是《纽约时报》杂志派我到贝尔格莱德拍一个报道。我得到这项任务时，北约与米洛舍维奇政权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北约给予米洛舍维奇的最后通牒是两三大，因此，我被转派到阿尔巴尼亚。
RJ：据说，你在科索沃时被逮捕。
EK：我在阿尔巴尼亚停留了一周，之后，想通过一座桥从阿尔巴尼亚进入科索沃，那天有大约两万名难民从科索沃进入阿尔巴尼亚。当我快走到桥头时，有几名塞尔维业人将我抓到塞尔维亚境内。
RJ：你为何想要进入科索沃?
EK：我想冒险进行报道，结果被拘留和审问。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头部，威胁要打死我。其中只有一人能说一点英语，其他人站在他背后讥笑我或恫吓我。有一人将塑料袋罩在我睑上直到我难以呼吸才松开。
RJ：他们知道你是美国人吗?
EK：知道，因为我带有美国护照和《纽约时报》的记者证。
RJ：你是否害怕?
EK：当然，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
RJ：后来，为何把你放了?
EK：他们打了许多电话，可能是请示贝尔格莱德。我不断听到他们在喊“《纽约时报》”。同时，其他人在搜查我的物品。这时有一名士兵在我的摄影包里发现了一把口琴，他拿起口琴，顶着我的胸口大喊，“鲍勃·迪伦!”，命令我吹迪伦的歌曲。
我不理他。
过了大约一小时，他又在我的腰袋里发现另一把口琴，他又对我大喊，“鲍勃·迪伦!”，这次，所有人的眼光都注视着我，因此，我无法拒绝他的命令，我深呼吸了一下，演奏了我所能演奏的最大声、最疯狂和最有趣的一首迪伦的曲子，名叫“吹奏手鼓舞曲的男子”(Mr．Tambourine Man)。 #p#分页标题#e#
当我演奏完毕，奇迹发生了，他们热烈地鼓掌，边大声叫喊边跺脚，十分激动。他们似乎认为我就是鲍勃·迪伦。之后，有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烟，另一个人为我点烟。我立即明白，没事了。我抽完烟之后，大家都看着首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首领看了我—会儿之后，指着我的摄影包，让我离开此地。我抓起背包，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到桥的另—端阿尔巴尼亚境内。
RJ：现在我想专门淡—下你报道“9．11”事件中的经历。据说，那一天你差点离开曼哈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EK：“9．1l”那大，原本我和太太计划与我们的好友、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以及他的太太—道去葡萄牙度假。我们的航班是当天晚上起飞，上午我打算从曼哈顿的住家到郊外的另一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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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点东西，但我睡过头。飞机撞向世贸大楼之后不久，通往纽约市的所有桥梁和隧道便关闭，如果我早起离开曼哈顿岛，便无法在当天回来。
RJ：但即便如此，头两天你仍没有进入世贸现场。
EK：作为记者来说，一想到无法进入现场，便感到十分沮丧，因为，“9．11”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新闻事件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
RJ：即使有《纽约时报》的记者证，你也无法进入吗?
EK：没有任何媒体记者获准进入，只有一些自由职业的记者设法进入。我花了两天最后才进去。
RJ：据说，你因此被捕。
EK：我是在四个月之后才被捕，之前，我做了大量自发的报道。我与现场的合同工建立了关系，他们会将通行证借给我，以便我能进去报道。当我被捕时，警察要我告诉他们，是谁给我通行证。我拒绝告诉他们这些合同工的名字。这么做会毁了！他们。这是记者的规矩，他们不会泄漏“线人”的姓名，大部分记者宁可蹲监狱也不会破坏这种信任。因此，我上了法庭，并被判罚做一些服务社区的事情。
RJ：作为记者，你不应当偏袒某—方。但你说过，“9．11”的确给你的内心打击很大，因为它发生在你的国家，你所居住的城市。你认为，“从记者的职业角度来说，世贸大楼的废墟不同于我所
到过的任何地方。”那么，对于像“9．11”这样的大事件，报道摄影记者应当如何反应?
EK：“9．11”是对我的国家的袭击，对我所居住的城市以及我祖父和我父母曾居住过的城市的袭击。这对我造成很大冲击，但并不影响我对真相的关注。我想，有时我们的偏见会渗透到我们的
作品里，但你仍然应当尽可能客观。你要跟着真相走，无论真相会引领你到何处，不幸的是，你并非总能走到你想到达的地方我不会让我的偏见决定报道的走向，最好是要敢于批评你感到亲近和重要的事情。
在“9.11”发生一周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情报：个别救援人员洗劫现场一些废弃商店。我将该情报给了与我合作的文字记者。这种报道可能对救援人员产生非常不同的印象，而且会
减损他们的英雄地位。有人批评我们做了这项报道，但我认为这个报道是有必要的。
RJ：你为何认为世贸大楼废墟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EK：从视觉上来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我们从未遇到这类袭击，仿佛是科幻电影中的场面，非常超现实。
RJ：你说，当你到达现场，发现大量的尘土是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之一。到处都是尘土，而且你拍了一张尘土中茶具的照片，尽管照片中没有人，但这张照片非常有力量。
EK：这张照片是我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之一。“9.11”是一个特殊事件，因此反映该事件的照片也应当不同寻常。我知道，我必须改变方式拍摄该事件。
RJ：当你进入放有该茶具的房间时，你的反应如何?
EK：当我进入世贸废墟现场，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从该事件中寻找一张非常好的照片，我不知该照片是什么样，当我看到之后，我会发现的。
这张茶具照片非常美，它很安静，不张扬，你从照片里得不到太多信息，但在发生如此巨大的恐怖和毁灭之后，这种照片的确发人深省。许多人看了之后，说不出话来，它是一张人们能够认同和
联想的照片，而且能够让人从恐怖中开始恢复过来。
RJ：这张照片也像凝固的时间。
EK：是的，它没有时间的概念。
RJ：如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题为《持久的记忆》那幅画。
EK：是的。有趣的是，当我刚进入这个房间时，我看到该房间充满了从窗外冲进来的各种各样的碎片，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翻和毁坏。然而，在该房间的中间，这套茶具正对的窗户，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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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损，周围的东西都被损坏。 我拍了所有被毁坏的状况，并拍了·窗外的情景。有四五次经过该茶具，每次看到它，都感到惊讶，我当时太震惊了，差一点没有拍这张照片便离开该房间。
RJ：你总是喜欢拍黑白照片，为何用彩色胶卷拍这张照片?
EK：最后，我突然意识到，需要拍它。我通常不拍静物，主要拍人。因此，刚开始我没有想到要拍。幸好我只是在一间房间里观察，如果我只匆忙经过该茶具一次，很可能就错过。最后，我对它沉思片刻，决定用彩色胶卷拍摄。我总是用彩色胶卷为报社拍照。
RJ：我认为，这张照片彩色效果更好。
EK：不知为何，彩色使得这张照片更美。尽管发生了这场恐怖事件，生活仍然是美丽的，而且需要庆祝。
RJ：你和《纽约时报》的其他摄影记者因为报道“9.11”而获得2002年普利策奖。2002年是你摄影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但在同一年12月20日，你在纽约州水牛城报道一个故事后，引起争论。你拍的那个男孩的照片为何会引起争议?
EK：这张照片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当时，水牛城有五个居民被指控参加在阿富汗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培训，之后受命派回美国成为暗藏的“基地”小组。因此，对该城市有许多负面的报道。当地的一些摄影记者对于我拍这张照片的内容不满，认为会使得他们所在的城市难堪，所以，他们决定对我这位外来的摄影记者发动反击，告了我一状，使我成为受害者。
RJ：别人告你摆拍新闻照片，你是否让照片里的男孩用玩具手枪对准你?如果是的话，你认为是否有理由这么做?
EK：我没有让这个男孩将玩具手枪对着我拍照。我当时是拍这个男孩的肖像，只要我将该照片作为肖像而非自发的事件提交给编辑，我可以随意拍摄我想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作为肖像拍摄，并作为肖像提交给编辑，但《纽约时报》的一名图片编辑将它作为新闻照片发表。这位编辑在将该照片用在报纸上之前完全知道该照片的来龙去脉，但仍然决定那么用，我却为此举付出惨重代价。 #p#分页标题#e#
RJ：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EK：最早是《纽约时报》新闻部派我去采访这个故事，当我到达水牛城之后，《纽约时报星期日周刊》和《每周回顾》这两个非新闻的部门编辑也让我提供照片，但不是新闻取向的照片，而是能够涉及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的观念性照片。因此，当我在为新闻部拍摄这位男孩的照片时，我想到为《每周回顾》编辑拍一张这个男孩的肖像照。结果，这张照片最终被用作新闻照片。
这便是实际情况。但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汁，《纽约时报》没有为我辩护，反而要解雇我。最终，我与他们达成协议，自动辞职。
RJ：你在为《纽约时报》工作时，还为该报一个名为“婚誓”的每周婚礼专栏拍照。这种照片是商业摄影吗?
EK：决对不是! 婚礼是人生经历的一件大事。我拍的婚礼照片与通常的婚礼照片非常不同，十分具有新闻报道风格，大部分是用黑白胶卷拍的我将写实主义和新闻报道的方式融入婚礼摄影，寻找“决定性瞬间”，而非陈腐浅薄的婚礼照片。
当《纽约时报》的读者看过我的婚礼照片之后，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拍摄较少摆拍的婚礼照片，我的婚礼照片对美国婚礼摄影业产生重大影响。
RJ：刚才你用了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一词，不过，我知道你是罗伯特·弗兰克的好友，而且一直在步他的后尘。在你拍的街头以及66号公路项目的照片中，我可以看到你采用弗兰克的手法多于卡蒂埃—布勒松的手法。
EK：我在婚礼照片中采用“决定性瞬间”手法，因为婚礼的确有这些关键的时刻。新婚夫妇希望拍到他们在婚礼上接吻、切蛋糕和其他重要的时刻。因此，我采用“决定性瞬间”作为一种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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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但总的来说，我的照片不像卡蒂埃—布勒松，他的照片十分讲究精确的几何构图。然而，弗兰克的照片不拘泥于形式，它们更多是将作者内心产生的感情和想法投射到照片中，它们大多不讲究完美和对称，但弗兰克的照片更像是投掷出去的石头，几乎可以说是带有敌意，甚至愤怒，以及无法言说的怜悯。同时，它们也带有同情心。
RJ：当你看弗兰克的照片时，也能发现重要的瞬间，这是弗兰克特有的瞬间。
EK：这种瞬间也十分有趣。它不是卡蒂埃一布勒松式“达到高潮的瞬间”，而是“次要的瞬间”，但与“决定性瞬间”一样重要。
RJ：你在纽约街头拍了大量照片，并在“莱卡之家”摄影艺廊举力、过一次这类照片的展览，为何该展览题为“流亡在纽约”?
EK：该标题暗指滚石摇滚乐队的一张题为“流亡在大街上”的唱片。顺便说一下，该唱片的封面照片是罗伯特·弗兰克拍的。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觉得来到纽约，就如同来到宇宙的中心，可以随心施展。但一旦你到达之后，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到纽约，站在队伍的末端。当你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难有作为时，你会开始反思，这如同流亡。
RJ：从你在纽约街头和66号公路拍的照片来看，你捕捉到人的疏离感。甚至在你的婚礼照片中，也能看出参加婚礼上的人之间缺乏交流。我认为，这很像弗兰克照片中所捕捉到的情景。
EK：我相信，最终我们是孤独的，我们需要别 人，但我们只能相信和依靠自己。这是我对生活的 感悟，也许婚姻能够弥补这种孤独感。
RJ：这是否也是你做有关66号公路项目的原 因?
EK：最早是《纽约时报星期日周刊》杂志让我 做一个关于66号公路的报道，66号公路曾经是连 接芝加哥到西部加州，横贯美国中西部许多大城市的主要公路，它曾经过许多主要街道，沿途修建了许多建筑。但这条公路已被遗忘，现在的交通绕开这些城市的中心，这些社区由于没有旅行者和游客，开始缓慢地消亡。
我在拍摄这条公路时发现那里的人被遗忘，而且非常孤独。美国总是更加强调个人，而非群体或社区，66号公路便是这种观念的充分体现。正如某人被隔绝，或太老了而变得没有任何实际用处，66号公路变得老旧，被高速公路取代。为了所谓进步，这条公路以及住在公路附近的人成为牺牲品，所有这些人都流亡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这也是美国的行事方式，我们不断地摧毁旧的东西，包括旧的建筑，然后盖更大的建筑，而不顾周围的人及其文化。这是注重利润的文化。因此，66号公路是关于美国及其价值观念的强有力暗喻。
RJ：现在，你成为自由摄影记者，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与自由摄影记者之间有何不同?
EK：在《纽约时报》工作时，每天都有令人感兴趣的拍摄任务，而且，有强大的团队在背后支持你，还有资产数百亿美元的公司在背后保护仿；。现在的情况十分不同，我必须自己找工作，爿：直接与顾客打交道。但为《纽约时报》工作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意识到我是在为报纸工作，这种意识多少会影响我的拍摄。
现在，我再次能够拍摄我想要拍的作品，我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正如美国著名兰调歌手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所说，“我到纽约四十二街与百老汇大道交界的十字路口，将我的灵魂
出卖给魔鬼，以换取荣耀和名誉。”离开报社后，我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我的灵魂赎回。我认为，虽然可能少了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总的来说，自己应付得不错。
RJ：展望未来，你对摄影是否感到乐观，尤其是传统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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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31 9:08:22 中国摄影
EK：我是属于使用胶卷和拍摄黑白照片的最后一代摄影师。数码相机已存在大约15年，而且会不断进步。我认为，数码摄影是一种奇迹，十年前，摄影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是可行的。
不过，我个人不喜欢数码影像的感觉，太清晰，反差太大。而且人们现在拍数码照片，会花大量时间查看机背显示器上的图像，而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观察被摄主体。这对摄影本身来说非常不利，好像人们通过观看机背上的画面，便能知道是否拍到自己想拍的照片。摄影变得更多不是去发现，而是变成是否“拍到它”的问题。“它”是什么?答案可能五年都得不到。
现在人们边拍照片，边做出决定，在刚拍完一张照片不到五秒钟便将它删除。不能因为你不知道某张照片是否好坏而将它删除。我可能拍了一张黑白照片，将它放大到16x20英寸，挂到墙上两年之久，仍然在思考该照片。你对自己的摄影要有信心。如果你不断查看所拍的照片，你始终处在怀疑中，对自己缺乏信心。应当先将照片拍下，然后再加以思考。 #p#分页标题#e#
RJ：非常感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