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站一号的夜半酒—访吕楠
2007-10-30 9:34:44 中国摄影
An Interview with Lu Nan 文／本刊记者 王保国 Interview by wang Baoguo。
我是怀着谦卑之心拍下每一张照片的。
某种意义上，艺术家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和柏拉图老头子较劲 ——题记
昆明是我见过的最不喧闹的省会城市。
才刚过晚上9点，南站一号——一座建在原滇越铁路南站旧址上的环境很有特色的饭馆——就有了曲终人散的意思，只剩下两位酒客依栏而饮、不因夜色渐浓而谈兴稍减。一位是摄影家吕楠，一位是记者，听客则为西风残月，还有脚下幽幽黑的铁轨和身边绿绿翠的芭蕉。
吕楠的名字和作品，摄影人并不陌生；他的面孔和声音，我们并不熟悉。从1989年全心投入《被人遗忘的人一一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专题以后，他独往独来，独行独止，不是在拍摄，就是在赶去拍摄的路上。整整15年的时间，吕楠先后完成了《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1989—1990)、《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1992—1996)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1996—2004)三个大型专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品对中国摄影的意义会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严格地说，记者并没有对吕楠进行“采访”，因为我们都觉着面对“澜沧江”啤酒聊天比面对录音机讲话更有兴致，也更真实，下文即为记者酒后走笔。
“三部曲”的后台故事
记者：现在人们把你的三部作品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二：部曲来看。开始拍这三部作品之前，有什么计划吗? 还是走—步看一步?
吕楠：每一部作品开始拍摄之前都没有计划，也不做任何案头准备工作；由于某种原因，连拍摄日记都不写
记者：那么为什么当初选择了精神病人的生活这个专题?
吕楠：我—开始拍的东西和现在拍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周围的朋友是一些前卫艺术家，像王德仁，现在国内好像知道得不；多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前卫艺术家，很早就移居德国了。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玩。但很快我意识到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拍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后来又拍了半年的北京胡同，也放弃了。如果我把这个题目做下来，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重复别人的工作。这的时候，我才感到做一名艺术家非常残酷，因为在每个领域都有大师，他们解决了这个领域的一些问题，他们的作品成功了，成功和光荣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身后留下来的是问题。后来者如果想继续在这个领域混，你就得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做出属于你自己的贡献，如果你的工作只是重复他们，作为艺术家，你就死定了。有人说科学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在艺术领域其实也是—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位西班牙女摄影家拍的精神病人生活的摄影集，她拍得很棒，但还说不上完美，还有完善的余地，我想那应该是留给我的，选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切入点。当然，这只是促使我选择这个题材的众多因素之—，最终使我决心全力投入的，是我在拍了第—家精神病院之后，那些精神病人的生活状况使我不能安坐。
记者：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 已经有不少人问过你：国内也有其他摄影家拍过 同样的题材，你们中是谁最先选择了这个题材?
吕楠：确实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这个无聊的问题，包括做评论的人。其实谁先拍了这个题门并不重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以前都有人做过，关键问题是大家最终完成的作品质量怎样?具体到精神病院这个题材，当然是我先有了拍摄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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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站一号的夜半酒—访吕楠
2007-10-30 9:34:44 中国摄影
记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i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曾考察过欧洲精神病院的发展，他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讨论的，他把欧洲历史上很晚才作为医疗机构出现的精神病院归结为社会—亡精神“同轨”的大多数人通过把精神状态与自己“不同轨”的那部分人界定为“精神病人”，从而实现了对他们的限制，因此，“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说是文明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对大多数正常人，即使在视觉习惯上对精神病人的生活也有—·种抵触。当时你怎么样?
吕楠：我在拍完第一家精神病院之后，心里就没有“精神病人”这个概念了。精神病人其实就址正常人，不发病，他们很正常，教书的教书，做艺术家的做艺术家，发病之后，送进医院，只要些持吃药——药也不贵，三两个月就能控制得很好；但出院之后回到家里，如果不吃药，又有可能犯病。关键看是否给病人坚持吃药，那些始终不能控制病情的往往是因为家里太穷，吃不起药。有些精神病人往往又有暴力倾向，家人就只好把他们锁起来。一个人生病，往往会拖垮整个家庭。和他们其实很容易沟通。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得了精神病，很丢人，我就给他们聊天，精神病就和心脏病、胃病一样，得了心脏病、胃病的人，没人感到丢人，我们干么要觉得丢人呢?他们听了觉得有道理，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朋友。
记者：你拍的第一家精神病院是哪一家?
吕楠：北京安定医院，前后共拍了大约38家精神病院和若干患者家庭。
记者：拍完精神病人的生活之后，怎么会演绎出拍摄中国天主教的想法?你1992年开始拍大主教，那时候这是相当敏感的题目。
吕楠：其实早在1987年，我就曾有过拍摄宗教的念头，但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拍了两个教堂之后就不知道下一步往那儿走了。
精神病人这个题目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在教堂拍的，因此认识了教会的人，就预感到下一个题目有可能与宗教有关。开始拍的时候，也是峰回路转，困难重重。1992年，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动，受到干预。当时没收了我的相机，在拍摄方面给我帮助的周至地区的小李主教也被留下问话。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力、法再继续拍下去了，相机还给我之后，我就去宝鸡坐火车准备回北京。在站台等车时，一个小伙子过来问我，说相机还你了吗?我说还了，我要回家了。在我上了火车等待开车时，那个小伙子带了一个老人过来，坐下和我说话，我说小李主教被留下了，他说还有一位老李主教能帮助我，我对这儿的情况不了解，也找不到老李主教，只能回去了。这时候，那个老人说，我就是老李主教。
碰巧的是，此前我偶然走进火车站旁的一个书庙——平时我没有在路上逛书店的习惯，进了店里的一个小门，发现里面有卖的详细到每一个乡镇甚至村子的陕西省地图册，以前我还不知道地图能这么详细，就买了一本。这样，天主教的拍摄居然就接下来了。我按着地图拍完了陕西省之后，对这个题目就完全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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