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烨：英雄无觅六十年
2006-4-9 12:17:27 中国摄影报

1938年，项俊文正式出发，到武汉后，给许为通写信简单地说已到武汉，告诉了许为通他当时的地址，信上署名“雷雨”。后来，据他的弟弟项秀文推测，他是为了革命事业，也是为了避免牵累家庭，才改用化名的。从此，普通人“项俊文”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一个全新的抗日战士“雷雨”（与“雷华”、“雷烨”、“朱靖”等都是项俊文发表文章和照片时常用的笔名———编者注）的名字，不断出现在陕北和晋察冀边区的媒体上。当然，“雷雨”的出现和“项俊文”的消失为数十年后考证雷烨身世埋下伏笔。

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
到达延安后，雷烨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那时候，雷烨喜欢写作，爱好摄影，已开始兼任各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他撰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曾署名“雷烨”，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出版的武汉《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初步显露了当记者的天赋。
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的雷烨被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派，前往华北前线任战地新闻记者，并担任前线记者团第一小组组长。他不负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任，带领4名组员冲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根据地。到达根据地后，雷烨深入到军营和战场上，及时报道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邓拓之约，夜以继日地撰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的长篇文论，该文于1939年初在《抗敌报》上连载，得到了各方肯定。
1939年，雷烨到达冀东地区，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作为一名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青年，雷烨除了拍照，还写诗，写报告文学。当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西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对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深入受苦受难的群众中，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采写的作品更是充满了群众情感，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为群众喜闻乐见。
为了团结当地爱好文艺的人士，雷烨还主动发起组织“路社”，与大家互勉“向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路社先后出版了《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刊物。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对广大指战员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赢得了很高威信。
1940年以后，冀东地区敌我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我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转为游击战。雷烨根据革命的需要，于1941年转到冀东部队领导机关工作，先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影响他采访和写作，相反却使他搜集到更丰富的素材。当雷烨发现那时冀东一些部队没有摄影工作者，许多生动的对敌斗争镜头还没有人拍摄时，就义不容辞地拿起照相机来，一面积极地参加斗争，一面忠实地反映斗争；尽管那时的照相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一切困难，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能多拍一张就多拍一张。
雷烨还随部队转战到冀东的滦河沿岸和热河以南的伪满洲国边境，亲手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冀东人民子弟兵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突破“伪满国防线”转战古长城内外的实况，记录了日寇血洗潘家峪、烧死杀死我无辜同胞1000多名的“潘家峪大惨案”和日寇拆房并村、制造“人圈”、奴役人民的情景，并着重报道我国军民的对敌斗争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这一时期，他采写了《潘家峪大屠杀》、《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长篇战地通讯，拍摄了《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组照）、《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熊熊篝火》、《冀东人民》、《战斗在喜峰口》、《山岗晚炊》、《塞外宿营》、《行进在祖国边城》等佳作，把对抗日军民满腔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恨，全部倾注在笔尖和镜头里，因此被战士们称为“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