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佟树珩与156件摄影文物的故事

一片冰心在玉壶—佟树珩与156件摄影文物的故事
2006-4-7 17:20:39

十几年前，佟树珩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担任《大众摄影》主编，那时，他以一种十分令人敬重的态度工作着，为人朴实、诚恳，做事认真、扎实，作为晚辈，我们每次见到佟树珩，总会调整脚步恭敬地上前问好。
许多年后再见到佟树珩，是在2005年3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中心举行的中国摄协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第一阶段表彰大会上，已经离休十几年的佟树珩宣布，决定将自己默默保管了34年的156件珍贵摄影文物郑重移交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台上的佟树珩竭力按捺着心中的激动和感慨，述说着这些文物的身世和价值，述说着几十年来这些文物的辗转，述说着自己如何像呵护孩子一样三十四年如一日全心全力地呵护着这批珍贵的摄影文物……台下的掌声是那样地热烈而久久不息。

捐文物无私奉献
十余年成果显著

说起这批文物的来历，佟树珩满怀深情地娓娓道来———
这批文物的最初汇集，始于中国摄影学会的初建时期。
1956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摄影学会创立，组织会员研究摄影艺术和技术理论，被列入学会四大任务之一。1957年创刊的《中国摄影》随即把关于我国摄影创作问题的探讨、作品评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列入征稿范围；征集摄影文史资料也被列为学会理论研究部的重要任务。那时，老一辈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学会领导人如石少华、吴群、陈勃、高帆、郑景康等同志，主动无偿捐出了第一批珍贵摄影文物。从那时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间，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发表了“摄影工作参考资料”80余篇。
当时，学会征集摄影文史资料工作由学会秘书长兼理论研究部主任吴群直接领导，具体由理论研究部的龙熹祖负责，还聘请了退休干部冯再生登记、造册、保管，后来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弥松颐，也具体承担了这些史料的整理、陈列、研究工作。这些史料的来源，除了个人捐献之外，还靠他们经常到北京古旧书店去淘宝，甚至趁出差到上海、广州等地去收集，每每见到有价值的东西，便花钱买回来。
佟树珩回忆说，当年，中国摄影学会的办公楼还是一栋漂亮的西式木结构小洋楼，一楼专门辟出了两个大房间，买了一批红木柜子，将一些珍贵文物陈列展示出来，每有国外摄影家来访，学会领导都会请他们参观这间陈列室。如此，中国100多年的摄影发展史，便通过这一件件陈列的摄影文物展示在人们面前。
中国早期人像摄影师罗以礼先生的自摄像；
1873年出版于北京的《脱影奇观》丛书一套；
1907年出版于广东的《实用映相学》；
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在遗嘱中指名赠给沙飞同志的一台新型莱丁娜照相机；
1942年吴印咸在延安电影团摄影训练班的讲义手稿；
一本染有血迹的烈士日记；
解放战争中郑景康使用的皮包；
1949年9月20日—10月1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采访组组长的吴群，采访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摄影记者证；
1959年、196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摄影学会、《大众摄影》杂志、《中国摄影》杂志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亲笔题写的会名、刊名；
……
以上列出的仅仅是佟树珩精心保管34年的156件文物中的几件，就足以证明这批文物的价值，这些珍贵的文物是中国摄影文史资料的无价之宝，每一件都印证着中国摄影史的一段不寻常的篇章，每一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怀想、不该忘却的故事。当年，收集这批摄影文物已属不易，那么，其后的数十年间，为了保护好这批文物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书写了何等的传奇呢？

一片冰心在玉壶—佟树珩与156件摄影文物的故事
2006-4-7 17:20:39

三十四载历经坎坷
执着坚守不辱使命

时间改换了许多事物。
时间显示出一个人的忠诚品格。
到2005年3月29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对佟树珩同志做出隆重表彰之时，到佟树珩上台开口述说原委之前，红星胡同61号中国摄影家协会院内，究竟有哪些摄影文物存在，又何以会隐入佟树珩家中，已经成为不大为人知晓的事情。
1969年下半年，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加强，中苏两国的边境不断发生摩擦，为应对当时十分紧张的战备形势，中共中央发布了“八·二八”命令。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佟树珩说，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中国摄影学会除一人留守外，工作人员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了。按照上级的要求，各文化单位的重要文物必须转移保护，于是，中国摄影学会收集到的这批珍贵摄影文物便和其他单位的重要文物一同被运送到湖北郧县丹江口的一个山洞中隐蔽起来。直到1970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全国的战备工作才逐渐趋于平稳。1971年盛夏，已是学会留守组成员的佟树珩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冒着酷暑独自前往丹江口将这批文物运回北京。
当年如何一路颠簸、费尽周折，如何着急上火而最终将文物平安运抵北京，那段经历，佟树珩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他记得自己初见“根本无人能搬得动”的那三大木箱东西时的讶异；他也记得自己怎样把这三大箱东西改装进八只较小的木箱中；他还记得自己为了防止途中文物受损怎样一把一把地在箱中絮上稻草；他更记得半夜在郑州换车时，箱子因野蛮卸货被摔裂自己如何的心急火燎、情绪烦躁；他甚至记得深夜里硬座车厢中邻座睡梦中的旅客怎样把口水淌在自己的裤子上……
是不是因为这些他费尽心力运回的宝贝与他从此结缘，成了他30多年放不下的担子，才使得这一切的记忆如此鲜明呢？
历尽周折和磨难后，这批珍贵的摄影文物终于平安地运回了北京，继续封存在中国摄影学会。由于佟树珩是当时学会惟一的留守人员，所以保证这些重要文物的安全就成了他的重要职责。1973年，中国摄影学会移交新华社代管，文物有了新主人，可是佟树珩能交出去的只是一份文物清单，文物的保管人仍旧是他。
1976年，“四人帮”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各行各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1979年，中国摄影学会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并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各项工作迅速全面恢复。从1971年的那个盛夏算起，此时，佟树珩保管这批摄影文物已经长达8年之久了。本以为随着协会工作的逐步正规化，文物保管员的担子很快就可以卸下来，谁知道佟树珩的担子非但没能卸下来，而且还加了码儿。这些文物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很多文献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社团———1923年成立的北京光社，1928年、1929年共出版了两本年鉴，其中不但有当年会员们的作品，更有刘半农（光社会员、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为年鉴撰写的观点精辟的序言。他认为，让这些资料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比仅仅保管好它们更有意义。因此，虽然他没有承担借阅的任务，虽然当时他编辑《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每有同志请求查阅资料，佟树珩从不轻易拒绝。为了保证文物不遗失受损，他总是将资料摘抄、复印、拍摄和整理后提供给需要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