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的窒息，一阵阵的钝痛。不过就半年的时间，黑白颠倒竟如此迅猛。我清楚地记得去年9月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江青所说的每一句话。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搞了个谈话记录。要我们学着英国的《花园》拍摄颐和园，赞不绝口的男中音，运用推、拉、摇、移等拍摄手法；甚至为北京没有一部好的风光片而痛心疾首……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她就瞪着眼睛不认账了。

　　再想想几个月风餐露宿的拍摄和对事业的苦苦追求，心里更加痛苦不堪。写解说词的同志通宵达旦，几易其稿，摄制组的每个成员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原来他们只能在红墙里拍拍近景和人物镜头，这次有这么大的天和地，一个个恨不得把命都搭了进去。为了晨曦，为了晚霞，为了阴晴圆缺的月亮，为了姗姗来迟的初雪，甚至为了粒粒水珠，点点飞虫……为了每一个镜头，同志们都付出了艰辛和劳动。你说他们图个啥？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该怎样向拍摄的同志们去说？

　　我这时发现只有信而没有3盒样片。

　　“那3盒片子呢？”我憋不住喝道。

　　“什么……什么片子？”办公室的同志被我气急败坏的架式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就是送去的‘颐和园’片子。不认账也不能把片子吃下肚呀，妈的!”我由衷地骂了一声。

　　我冲出办公室，心情和天气一样坏透了。渐渐地我通体透凉，默默地感受到周身的骨骼、血液和天地之气相通了，冰凉的寒气流进沸腾的血管里，膨胀的情绪开始收缩。

　　不等我将这个气煞人的消息告诉参加摄影的记者们，他们已经知道了，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可又无可奈何。就像这天它要变就变，谁有办法叫它不变？叫它不要下雨？

　　大家好容易抹淡了这段痛苦的记忆。

　　江青又变啦!

　　两个月后，不知她出于什么考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时，还真以为老朋友在拿我开心，佯装安慰我呢。秘书再三申明这次是江青的真指示，绝对是真的。我才相信江青又重提“颐和园”并作了诸多的指示。当时秘书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才将冗长的指示传达完，归纳起来大概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采访技巧还可以，不错，应继续努力。第二，不要叫《颐和园之秋》。第三，要今昔对比，加慈禧的内容，用了多少银子，占地多少等等奢侈的对比。第四，要有四季的特点。第五，要多拍人，说明现在是人民的公园。第六，有了飞机的俯镜头还不够。要拍仰视镜头，从下往上拍。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见到江青。我暗暗地想，你不提这事，我也决不提这事。可又怕江青提这事的时候，没别人在场，不又等于空口无凭，查无对证了吗。我忙叫了组里的一名记者负责记录江青的谈话。

　　江青见我就问：“秘书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

　　“你们拍得不错，技巧有提高，花了工夫了!”

　　我闷声闷气应了一声。如果这话放在刚拍摄完说，或许我们大家会为她的鼎力支持而肃然起敬的。可现在竟提不起我一点激情，哪怕是一点情绪也好!

　　“这次要新旧对比，下功夫拍好。拍出水平来，我给你们作参谋。”

　　上次的“参考”还没兑现，现在又来个“参谋”，这不是“空头支票”是什么？我耐着性子听江青将秘书转达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琢磨品味，好像这次要在新和旧上做文章，这可是个新课题!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摄制组的同志们时，并没有期待会有多少笑容。结果出我意外，大家顿时转忧为喜，兴致高涨，都愿意再使一把力，把《颐和园》起死回生救出来。我真感动，

　　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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