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希的神哲学与视觉艺术
2006-11-30 9:33:45

　　因此，“意涵”（import/Gehalt）在形而上学的诸概念范畴中是最本质的一个，它具有先在性和终极性，是理解个别意义的前提和目标。蒂利希经常用来交替指称“意涵”的其他术语还有“终极意义”(ultimate meaning)、“深度内涵”(depth-content)和更简明的“实质”(substance)。
　　形式、内容和意涵的关系是这样的：内容本来是一种朴素地存在着的客观事物，是诸概念范畴中偶然性的元素，它由担任媒介作用的形式带入精神-文化的创造性领域，形式与内容是共生的、相符的；意涵是精神的实质，它决定形式、赋予形式以意义，并通过形式手段在具体内容中得到理解和表达。这三个范畴作为构成部分并存于每一精神-文化活动中，但是，当诸范畴相较之下意涵的强度覆盖性地压倒一切时，形式被粉碎，内容也变得微不足道和无关宏旨，形式与内容就失去必然联系。在允许意涵粉碎形式之自然结构的意义上，形式悖论性地依然是形式，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中，形式超脱了内容，单独游离出来，与意涵直接相关。 蒂利希强调意涵与形式之间这种可以撇开内容不论的亲和力，是为刻意突出意涵的重要性，从而指出任何企图脱离意涵的文化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当形式与意涵、有限与无限合一时，意义才能得到实现。如果我们联系蒂利希的著名命题，“宗教是文化的意涵/实质，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就更能领会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当人类意识直指意涵的特定形式时，就产生文化；当人类意识直指意涵/终极意义时，就产生宗教。由于文化与宗教互相统属，无法脱离一方去设定另一方，所有文化行为均终极性地以意涵为基础，包含并领受来自意涵的力量。故此，一切文化都意味着宗教性，即便它本身不是刻意如此。
　　当蒂利希将形而上学的范畴运用于视觉艺术分析时，形式、内容和意涵以微妙的方式对应地转化为形式（form）、题材（subject matter）和风格（style）这三个基本分析范畴。形式使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是其所是。比如，逻辑-方法论的形式将科学创造与科学-虚构的幻想区别开来，将哲学构思与对世界之谜想入非非的猜测区别开来，美学形式将艺术作品和儿童的信手涂鸦区别开来。蒂利希用这样一系列区分代替了对形式的定义，他觉得形式的重要性与我们定义它的能力恰成反比，换而言之，形式根本无法定义，因为它属于预设在一切定义之中的基本概念。题材是被组织在形式中的内容。在审美领域中，题材的可能性是没有限制的，一切为个体所经验的实在均能成为艺术题材，无论好或坏、美或丑、灵或肉、熟悉或陌生、恐怖或柔情、有益或有害，神圣或世俗，都可以被艺术创造赋予艺术形式并升华为艺术作品。现代艺术在原则上尤其不排斥任何题材，它们既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非具象的，实在的断章残片、原初结构、带有物理属性的几何形态，被艺术家一视同仁地运用在作品中。但是，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流派往往有各自偏爱的题材，而对题材的选择是由风格所左右的。风格一词源于拉丁文“stilus”，原意为铅笔，它隐喻的深意是写作者运用“stilus”这一必要工具在写作中呈现的特殊品性，是写作的特定方式，这一术语的涵盖面后来被扩展，转化为随时代迁移而嬗变的流行美学样式。蒂利希认为风格的含义远远没有终止于此，它在一切文化创造中都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一切人类表达都有风格可言（比如，我们可以谈论某一时期的哲学风格、伦理风格、甚至政治风格）。风格乃是“形式中的形式”（form of forms），是形式的总体架构，它以更普遍的形式原则赋予形式特定的质(quality)、特定的方向，对形式加以限定。风格将特定对象从艺术形式中排除出去或包括进来，使题材的选择本身成为一种风格标记，意味着对生命意义的特定理解。 因此，风格不仅决定了形式和题材，是视觉分析诸范畴中最关键的一个，而且与意义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