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希的神哲学与视觉艺术
2006-11-30 9:33:45

　　四、走向神圣的综合


　　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蒂利希是一位“综合的神学家”。 可以说，他的全部神学努力都被一种综合的使命感所驱策，即克服宗教与文化之间深刻而可悲的对立，经由不同的进路建立关联，最终达到一种综合的总体解决。综合的传统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由来已久，但是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之前，自然神学的基础是上帝与世界、上帝与人的间隔原则，康德为道德律令的实现所假定的上帝不过是一个纯粹观念的公设，这两条思路的共同前提是主体（我）与客体（上帝）之间的分离；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调和这种矛盾做了不少贡献，然而从绝对出发的一元论唯心主义又造成了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裂；直至浪漫主义神学发现了无限内在于有限之中的同一性原则，并且通过审美想象所提供的启示力量寻求内在超越，探索出消除差异、矛盾、分裂的途径。蒂利希继承了浪漫主义神学对艺术的高度重视以及弥合宗教与文化之间鸿沟的艰巨任务，可是，时代的神学处境已经不允许他止步于前辈的成就。在马堡大学教书期间，蒂利希目睹了新正统神学对浪漫主义神学的激烈攻击在学生中引起的极端后果，文化问题被排除在神学思考之外，社会与政治理念在神学讨论中被禁绝，施莱尔马赫、哈纳克(Harnack)、特洛尔奇、奥托(Otto)等神学家遭到轻蔑的拒斥。这种既让蒂利希沮丧同时又富于挑战性的形势使他感到“必须寻找新出路”， 这条出路的起点是为宗教做最宽泛的重新定义，并在任何可能之处寻找宗教与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的结合点。蒂利希反复强调，宗教不是人类精神诸功能中的特殊一员（比如，施莱尔马赫的所谓“感受”），而是维系着所有精神功能的普遍基础，是作为所有文化必不可少的“深度之维”(depth dimension)的终极关切。因此，宗教与文化有一种先天的“相互内在性”(mutual immanence)，它们之间的裂隙是理论区分的结果，而不是实际的真相。那么，神学家就有责任阐释它们在所有精神生活中潜在的统一，识别并标明文化形式中固有的宗教元素和价值，即所谓文化神学。同时，必须意识到文化形式的相对性和宗教原则的绝对性，最终目标是要朝向文化神学与教会神学的理想综合。
　　蒂利希对文化与宗教的综合并不是简单地列举两者的同质性，而是有着逐步递进的丰富层次。笔者认为，他对艺术与神学的综合是通过以下层次建立起来的：

　　1、认知与审美的综合→艺术

　　从康德为打破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而将综合的根据建立在审美判断之上，谢林将艺术的高度直觉视为克服矛盾、达到绝对统一体的唯一途径，到浪漫主义用创造性想象来清除有限意识和无限意识的形而上学差异……这些源流对蒂利希无疑有很深影响。他认为艺术超越了主-客观的二元对立，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弥合了这种对立，是两者之“移情的结合”(empathetic union)。 而且，审美直觉和艺术创造不仅提供了主观的感情愉悦，它们的价值还在于具有比纯粹的思辩理性更为优越的认识论功能，提供了一种洞穿事物隐蔽的实质的方式。“一切艺术均洞穿到超出认识能力所及的事物的深处。” 科学只能提供关于世界表象的知识，却无法传达内在意义，人与存在的力量和基础仍然是分离的，而审美的直觉性参与以一种比认知性参与更彻底的方式将人们从孑然独立的生存的孤单中解放出来。这是因为，“在知识中，距离和置身事外总是决定性的。在艺术中，合一（即合一的爱）起主导作用。” 另外，艺术比科学和哲学更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人类精神状况的实质，因为它较少被客观上需要考虑的因素所累。“艺术的象征具有某种启示性质，而科学的概念化为了客观适当性必须抑制象征。” 蒂利希的个人兴趣在于视觉艺术，对他来说，“绘画是一个无声的启示者，但它的言说往往比负荷着概念的词语更容易被寻求理解的心灵所倾听。因为它以直觉之无可辩驳的力量使我们铭刻于心。” 因此，审美直觉的认识论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创作者得以敏锐地经验并表现实在真正的质；另一方面，它使解释者得以直接把握具体创作形式中所传达的精神实质??这两方面结合在艺术创造和对艺术创造的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