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调查性报道的法律构架

英国调查性报道的法律构架
2007-4-13 20:07:22 [英]吉尔•穆尔[1] 张金玺[2]节译

英国法律如何保障隐私权
在英国，调查性报道记者接近、收集、发布信息的能力受到大量成文法和普通法的限制。有保护个人隐私权这一司法诉求的人们也能通过运用这些法律，多多少少获得成功。英国法院一贯以来喜欢根据已有案例来修正某些法律，当然不是全部。同样的法律，被较为大胆的个人和组织所掌握并运用时，就会变成捆缚调查性报道记者手脚的绳索。
在法律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调查性报道记者也发展出一套用以规避诸多法律陷阱的方法。我们不可能详细列举所有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给记者设置的强大地雷阵，但是我们还是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来做分析。
对于某些认为自己的隐私权正遭受侵犯的财产所有者而言，这些陷阱之法为他们提供了些许安慰。其结果是，窥探的记者被要求离开这些私人领域。但是，这并不能挡住固执的记者，因为，他们还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新闻”。长焦镜头，空中摄影及一系列监视设备的使用并不受法律的限制。与此类似的，许多意图采访某人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会在公共场合采用这些手段，或者，他们也会使出其他的诡计。在这些情况下，上面谈到的陷阱之法就轻易被规避了。
近年来，版权法（the law of copyright）也被用来保障隐私权，一些人运用该法律来限制记者披露他们不愿公布的内容。个人可以诉诸版权法来阻止媒体出版个人照片、日记等。虽然这给调查性报道记者带来一些不便，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公平交易、使用自己的电影胶片、在公共场合对报道对象进行拍摄等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旦没有了所有权这把保护伞，报道对象自然也就不能援用版权法来保卫自己的隐私或阻止调查性报道的发表。
更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版权法可以用来识别调查性报道记者的消息来源。线人或（某组织内部的）告密者向媒体或记者提供某则新闻，媒体必须对该线索的真实性进行充分查证后才能将之公布于众。机密报告或私人（公共）信件中关于某人贪污、做坏事的指陈也必须得到确证。这时，当事人可以运用版权法来阻止这些文件的发表，并要求收回这些文件。媒体可援用公平交易和捍卫公众利益等为违反版权法的泄露行为辩护。但是，返还被泄露文件的要求一旦被执行，消息提供者的真面目就会大白天下，而记者曾许诺永远为其身份保密。 #p#分页标题#e#
下面要谈到的例子主要与资料保护立法有关。该法律为隐私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它与目前围绕隐私权及电脑技术展开的、不断升级的讨论有特别的联系。该法承认，个人隐私权与媒体收集信息的自由之间很难建立起平衡关系。个人有权确保他人通过公正途径方能获得其私人资料，私人资料应法律目的才能出示，这些资料是精确的，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公布。这些条款给调查性报道记者带来了大量难题。他们可能因此而无法接近调查必须的某些信息，而根据法律，调查对象则有权获得记者收集的资料，这一不受限制的权利很可能被富人、权势者滥用，并能有效削弱调查性报道的力度。调查对象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哪些行为已被记者所掌握，他们能据此查证消息提供者的身份，他们还可以对记者“非法”（包括偷拍偷录等）获得的资料提出质疑。1998年《资料保护法》（Data Protection Act）免除了一些机构在获取资料时说明“特殊目的”的要求，其中包括新闻界。但是，这一免除令运用到实际中又将产生何种情形？我们拭目以待。
泄密法（the law of breach of confidence）提供了说明既有的英国法律原则一直仅限于保护隐私权的最后一个范例。最初，该法律一直用于保护商业机密，近两年来，它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扩展，也用于保护属于个人或组织的机密信息或资料。芬威克（Fenwick）和菲利普森（Phillipson）(1996)认为，英国法律中“私密”这一概念的灵活性为泄密法保护个人隐私权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弗兰科尼诉MGN有限公司案》（Francone v MGN Ltd）的法庭辩论中，该法就被用于阻止记者发表到手的材料，该记者偷录了大量原告的私人电话内容。该原则不可避免地给调查性报道记者带来更多忧虑。泄密法能限制媒体发表有关中央及地方政府工作的内容。虽然1998年《公众利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e Act）规定，在部分情况下，这些保密法规无效，但在私密法的打击下，内部的泄密者不再轻易向记者提供值得调查的线索。 除了这些主要的问题，还应指出的是，记者还可运用公众利益保护原则，但他必须证明公开这些机密符合公众利益，而且该利益大于维护机密带来的公众利益。在这里，我们又得把协调这些冲突性利益，促其平衡的任务交给司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