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调查性报道30年
2007-4-13 20:04:02 [英]雨果•德•伯格 李青藜 译

BBC， 《私人调查》(Private Investigations)
1990年有人预测，调查性新闻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无法生存，1995年，这一预言并没有得到验证，事实上，调查性新闻正如日中天。调查性新闻遭受过一些挫折——《全景(Panorama)》节目收回了对威斯特敏斯特（地方政府Westminster）市政会腐败现象的调查报道，直到涉及到的选举结束后该报道才得以播出；可能是迫于受到调查的说客的压力，独立电视台取消了一次关于政治游说的《库克报道》节目[但是却将这个领域留给了《卫报》(Guardian)]；《世界在行动》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最终使伯明翰的爆破手从监狱获释，卡尔顿电视台的执行主任保罗•杰克逊（Paul Jackson）对此事的评论臭名狼籍，他说：“助人获释不是电视的功能，电视的功能是制作人们愿意收看的节目（Fitzwalter 1999）。”尽管如此，调查性新闻记者对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著名的机构卷入其中的腐败事件（“丑行”）进行的系列调查还是逐渐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丑 行
从1994年到1997年，“付费提问” (Cash for Questions)事件使公众一直关注“丑行”，而且，由于严重伤害了保守党政府，人们还普遍地认为是此事导致保守党在１９９７年大选中失败。从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眼里看来，此事的要点就是这些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创办后不久，一家伦敦大商店——哈罗德商店的老板、商人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Mohamed al Fayed）向《卫报》揭露[4]，在一次法律诉讼中，为了让职责范围与他的利益相关的议会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他申诉，他曾直接地、或通过当时著名的说客伊恩•格里尔(Ian Greer)间接地向他们行贿。他认为，那些议员享用了他的金钱，却没能保卫他的利益，他为此感到愤恨。他掏腰包购买的服务包括议会向内阁部长提出质疑和以部长责任制为正当理由对他们进行攻击。这种做法似乎很公平，以致于那些担任游说工作的议员瞒过了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的所有同事。在对该说客本人以及他长期雇用政客的事实进行的漫长的调查过程中，记者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许多游说活动中也存在令人厌恶的问题，其中尤以格里尔试图代表想在年轻人中开辟药品市场的商人（Leigh and Wulliamy 1997: 126）和当时其军队正在前南斯拉夫犯下残暴罪行的塞族领导人、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利益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为最（ibid.: chap. 8）。
这项调查中有许多细节都得到了确认，这得感谢议会成员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他试图提起诽谤诉讼，但后来放弃了。汉密尔顿属于政府内阁中的第二阶层，负责国内事务，暗地里，他是伊恩•格里尔的忠实说客。《卫报》的调查和法律大战的细节无疑使新闻专业的学生颇感兴趣；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付费提问”一事所揭露出的问题如下：英国法律体系有缺陷；英国议会没有能力规范自身，达不到与它的美国同行一样的透明度； 英国记者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自由有限；政客无法抗拒政党压力，即便在面对明显的谎言甚至罪行时也是如此（Leigh and Wulliamy 1997: 244）。另一方面，此事取得的成就相当重要：汉密尔顿和格里尔撤销了诉讼，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是不久就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这使新闻工作者认为，普遍被视为有恶意的调查性报道得到了平反。1994年10月20日，《卫报》披露了第一批重大的腐败事件；此后不久，政府指定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诺兰公众生活规则委员会(Nolan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随后，该委员会制定了新的规则，对议会行为进行规范；它实施的第一项调查就是针对汉密尔顿的，调查报告由议会的第一任规则专员戈登•唐尼(Gordon Downey)发表（Leigh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