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犬儒主义的一次灵魂曝光——《如焉》人物评说之三
2007-4-13 20:00:50 张允若
在小说《如焉》里,毛子不是个主要角色,但却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毛子出身贫寒,父亲解放前做过低层的警察,解放后一直靠踏三轮、干苦力养家糊口。毛子作为“知青”下乡的时候,骨瘦如柴,衣衫破旧,寒磣而可怜。但他喜欢读书思考,七十年代初,他和几个哥们儿常在一起读书交流、议论国是,尤其读了一些官方从没推介过的马恩著作和通信,渐渐形成志同道合的一伙,自称为“青马”(青年马克思)。其中有达摩(常海根)、何其业、刘苏、小咏等人。
“文革”结束以后,这伙“青马”成员各自东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毛子在省社科院招收研究生时,以高中学历径直报考并被录取了。几年以后就留在该院哲学所搞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80年代前期,他的文章充满了锐气和新意,很受学界关注,也常在朋友间带来热烈的议论。1989年他卷入了那场震惊中外的“风波”,事件以非常形式结束时,他竟然吓傻了,整天不吃不睡,不是呆坐便是狼一般干嚎,像是疯了一般。好朋友达摩去看他时,想起了范进中举里胡屠夫的疗法,在他肩窝上狠狠擂了一拳,他终于呜呜咽咽哭出声来,不断地叫唤:太可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哭完、叫完,神志竟逐步恢复了正常。
想不到后来他不仅躲过了劫难,而且时来运转,走上了发迹之途。转运的关键在于一位新院长的到任。此人资历浅、水平低,但却有点驭人之术,认定毛子这样有水平而又有辫子可抓的人,最能为其所用,因而上任以后对他另有一番盘算。有一次拿来一篇未完成稿,是谈邓公南巡的,要毛子“大刀阔斧地提意见,直接在上面改都行”。毛子一看原稿才写了几句话,就明白此人的用意了。正好这个话题也是毛子所关心的,于是认真对待,化了个把月时间,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新院长署上自己的大名拿去在院刊上发表,结果一炮打响,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文摘摘转了,人大复印资料也用了,从而巩固了这位院长在社科院的学术地位。这次“高雅的行贿”之后,毛子的命运就一顺百顺起来:入了党,评了正高,当了哲学所所长,还弄了个“博导”头衔,他的居室也再次升级,搭上了福利分房末班车,住上180平方的豪舍了。
当然,达到这种境界也并不光靠那次“进贡”或“行贿”,还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识得事务,看风驶舵,会搞“帮闲”学术,会写捧场文章等等。毛子在吃了一次苦头、尝了一次甜头以后,心领神会地转到了这条市侩化的道路上来。这些事情他一直没有、也不敢告诉他的“青马”朋友和颇为尊敬的卫老师。尽管大家已多少感觉到,几年来毛子的名声是上去了,文章却越来越平庸了,但还没有认真把它当一回事。直到有一天,达摩在书店里无意间看到了毛子那本洋洋几十万字的著作,他买回家来,硬着头皮读完,感到无比恶心,这两位患难知己间才出现了一次直截了当的摊牌。
达摩找到毛子,问他这本书大家都没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毛子讪讪地说,这样的书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不过没办法,吃了这口饭,骗钱混生活;上面给了任务,又给了一笔课题费,得要写出东西交差,而且分了房子,也等着钱用。
达摩打开书本,把书中的某些论点一段段读下来,指着他开骂:“你他妈的这是马克思吗?我跟你说,直到如今,我依然对马恩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足够的感谢,他们教会了我一种看世界的方法,给过我在那铺天盖地的胡言乱语中怀疑的力量······你看看你这些,这还能叫马哲?”
毛子尴尬地说,你也太认真了。然后断断续续地说了一番对世事的见解:
他说:“我们都是凡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养老婆孩子,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总要)做一些虽然没有终极意义但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勾当······。”
他说:“我们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浩瀚星空里的一道过眼云烟。年轻时我们豪情满怀气冲霄汉,总以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持之以恒,有一天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其实,这都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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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犬儒主义的一次灵魂曝光——《如焉》人物评说之三
2007-4-13 20:00:50 张允若
他又说:“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数的,命数未了,动刀剪,下猛药,于朝廷于社稷,都是死路一条。···既然如此,那些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平和一点,将这一段混沌难堪的阶段熬过去,说不定,我们的死结,我们的后人可以解开,水到渠成。”
他认为自己的书是“我写非我想”,“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一种时代的黑色幽默”,要说意义,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了。
针对这种含糊其词的辨解,达摩追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这番话明明白白地写在书里,要不然别人何以知道你“所写非所想”呢?相反你给人们讲一套虚假的东西,这又何以起到解构的作用呢?毛子支支吾吾地说,这都是后人的事了,其实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听天由命吧!
这番说词,可以说是毛子对自己人生态度改变的自我曝光,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
这些年来,他抛弃了“青马”时期的理想和追求,甘愿随波逐流、写那些违心的文章去换取功名利禄,这决不是偶然的。一是物质生活的诱惑和驱使。“不管怎样,我的日子比从前过得好了。”他最后吐露的这一句话,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失去了往昔的锐气和追求。二是对前途的失望和无奈。面对当前的“死结”,陷于一种虚无的、宿命的、听天由命的心态,于是就把一切交给后人了事。他并非不知道这些行为并不光彩,但总在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辩护,将别人的非议视为“矫情”、“过于认真”,而且继续卖力地著书立说,为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涂脂抹粉。难怪达摩当即直率地批评他的言谈“简直是一篇犬儒主义者宣言”,并且告诫他:“将认真贬低为矫情,也是犬儒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样便可以将实用主义彰显为一种合理的姿态。”
不过这次谈话,对于毛子还是很有触动的。后来在卫老师家聚会时,他主动谈到了同达摩的对话和争论,颇有愧悔之意。其实,几年前卫老师就曾提醒过,青年知识分子往往会从理想主义蜕变为犬儒主义,关键是能否看淡一切浮名俗利,抵制声名、钱财、权位的诱惑。这次聚会,卫老师结合自己的体会再次谈论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并且发表了那段精辟的言论:“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不是读书人没脑子,只是有的人被扼杀了,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将自己那一点才学拿去换了别的好处。要说悲哀,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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