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与民间行动
2008-1-4 11:28:28

韩 鸿 陶安萍
提要:中国纪录片继新纪录运动之后,正在发生一次新的转向。随着中国民间社会的不断发育,中国民间影像开始与当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行动相结合,纪录片与纪录片人逐渐开始了从思考到行动,从旁观到参与,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向。这种转向有其深刻的内外因,对于实现民间影像的合法化存在,完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纪录片公信力意义重大。
韩鸿 男,博士,从事传媒实务11年, 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新闻传播,近年专注于中国民间影像的生产与传播,现执教于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陶安萍 女,从事中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20 世纪最后10 年亮相的新纪录运动,在20 世纪90 年代的纪录时空中留下鲜明的印迹之后,已渐渐退潮,但是,一个时代的纪录精神不会就这样悄然隐去。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体制外潜行的纪录影像在坚持自己民间化路向的同时,逐渐孕育了新的转向。他们继续着新纪录运动的理想,并且在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那么,中国的民间纪录影像的这种转向呈现何种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对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有何意义?上述问题,需要置放在一个新的社会语境中去解答。

如何转向?

1. 从思考者转向行动者
新纪录运动崛起于上世纪80 年代末,是出于对“虚假”和“谎言”的“突破”, 1 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东西” 2 。以思考者形象出场的纪录片人奉“独立”为圭臬:“一条是独立操作,一条是独立思想” 3 。他们把影像作为独立思考的符号,以拒绝同流的反叛立场,通过个人视角切入历史,潜入中国现实的深厚地层,把中国纪录片从叙事、镜头等技术层面推进到真实、态度等本体层面。对他们来说,解剖当下中国社会,了解现实的真相是最紧迫的问题。他们试图搭建一座通往现实的浮桥,至于过桥之后何去何从,尚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但是,旁观者的角色并不符合新纪录运动的精神逻辑。在长期的贴近观察和现实审视之后,这一批人开始悄悄改变自己的独立姿态。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纪录片人角色的转变,二是对纪录片功能认识的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思考者立场,而是与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结合,从旁观转向参与,从独立走向介入,进入当下中国逐渐高涨的社会行动中。2005 年,新纪录运动的领军者之一吴文光参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作为总策划推出“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10 个普通的农民,在接受培训之后用DV 纪录自己所生长的农村,内容涉及村务公开、农民维权、村民自治等问题。同年,纪录片人胡杰作为项目负责人,领导了非政府组织“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GAD 网络)举办的“北京 10:中国行动纪录”的培训项目,与欧宁、周浩等民间影像人士在广州对来自GAD 网络的11 位民间志愿者进行纪录片培训。培训期间他们对摄像基本技巧、纪录影像与民间组织工作的关系、社会性别视角与纪录片拍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06 年7 月,艾晓明、胡杰等又来到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对来自河南、吉林、新疆等地的9 个抗击艾滋病工作者和感染者服务组织进行了三天的录像技术培训,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影像发出声音,消除歧视,维护公民权益” 4 。
在纪录片功能的认识上,民间影像不再满足于做贴在墙上的苍蝇,不再停留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是致力于解决问题,如“北京 10:中国行动纪录”的口号即是:“民间影像、妇女心声、纪录行动、倡导平等。” 5 影像生产逐渐进入民间组织的环保、维权等社会运动中,并改变了传统的拍摄、展映、获奖模式,后期放映成为更重要的环节。例如在怒江水坝论争中,“野性中国工作室”史立红纪录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完成后,当地老乡自发进行放映,成为团结失地农民,进行抗争和维权的工具。在“绿色家园”、“地球村”等各方努力下,因修水坝而失去家园的村民最终得到了补偿。在沸沸扬扬的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中,女权主义者艾晓明不仅为女性权益四处奔走、在春蕾行动网等网站上发起为黄静家属募捐,同时追踪拍摄了整个事件,其《天堂花园》见证了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妇女对司法腐败的抗争以及反对性暴力的行动。作者希望,“该片能展现妇女与法律的文化论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激发对于建立公民社会之可能性的持续讨论”。6 行动中的纪录片人并没有放弃思考的权利,而是在社会行动中从更深的层面提高了思考的质量。“地球村”的负责人廖晓义在从事10 多年的环保活动之后,开始了中国人的“精神环保”——制作一部叫《天之道》的纪录片,通过纪录国内外儒道禅义等领域杰出人士的想法、做法,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在多年的环保工作中她发现,环境本质上是人心的问题,环境污染是人心被污染。只有精神家园建立起来,自然家园才保得住。她就是要致力于这个“天道”的挖掘,因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