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在饥饿导致的有形的死亡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无形的死亡威胁的竞争中,战胜物质匮乏的愿望显然大获全胜” 所以,风险社会是以全球为范围的,或者按照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 [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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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2008-1-4 11:26:27 成伯清
但是,在贝克看来,现代化风险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它们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重叠在一起”[ 3 ]87。后者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原先稳定的惯常范畴和人生轨道,比如社会阶级、家庭形式、性别地位、婚姻、父母身份和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总之,“反身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维度。事实上,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从来就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工业社会,而总是半工业半封建的社会,其封建的一面,并非传统的一种残余,而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础”[ 3 ]89。如工业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和地位,就颇具封建色彩。而这种“去传统化”,又是以一种“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的社会浪潮形式发生的。
“风险社会”理论的灵感源泉,虽说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但一经提出以后,便获得了广泛的响应,而这要归结于近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先是疯牛病,接着是非典、禽流感,它们都以席卷全球的态势震惊了世人;“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恐怖主义的阴影显然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这些全球性的威胁,也都证明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对于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其实还很难给予明确的把握,因为这种社会形态刚刚跃上地平线,我们还只能看到其大致的轮廓。但我们不妨暂且用风险的全球化和个体化来概括---这虽不能充分展示风险社会之复杂性,但也应算是体现了其中的基本维度,且有利于我们下文的讨论,即进一步探究风险社会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何启发。
二、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与个体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有关风险的话语,其实是替代了社会学传统( sociological tradition)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当然,话语形态的转变不仅是术语的改变,背后也隐含着基本假设的转换。我们知道,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迁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的回应。经典社会学在诊断现代社会问题时,往往带着一种“怀旧”( nostalgia)的心态,或者说是基于对过去的浪漫想象而对现实提出批评。当然,启蒙运动所高标的诸种价值观念,比如平等、自由、人类尊严、解放等等,确实也构成了诊断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参照框架。但总体说来,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话语,基本上是以“丧失”、“恶化”、“剥夺”、“不平等”之类形容“堕落”或“失乐园”的词汇,来描绘遭受社会问题困扰的情境或群体。社会问题,尽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肯定是指涉已然发生的状况。而风险的视角,则是一个把未来看作是被征服和被殖民领域的社会所特有的视角。
正如吉登斯所说,“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 6 ] 。或者说,风险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方式。尽管现在“我们控制将来的企图似乎对我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迫使我们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 6 ] ,但无论怎样,风险指向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用贝克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已不但尚未”(nolonger notyet)的状况,也就是确定性已不存在,但危害尚未发生的状态。而且,在这种未来面前人人都平等,所有人面对着共同的命运,一种先赋的风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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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2008-1-4 11:26:27 成伯清
社会问题话语转化为风险话语,也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逐步解决了现代化初期的诸种社会问题有关,至少,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已经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平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消失了。事实上,它们不仅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被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趋向,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之所以是社会问题,肯定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致。我们知道,在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学传统非常强调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就是要把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区分开来,要善于从个人的境遇中寻找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7 ]那么,随着风险或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原先的分析框架需要怎样调整呢?
在当前的格局下,我们认为必须对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给予重新定位,至少不能将社会性局限在等同于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的社会( society)范围之内。长期以来,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不仅是在民族国家的地理容器之内,而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多数还是仰仗国家机器。但是,当代世界的风险,根本就无视国界,也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所能防范和消除的,根据风险分配的逻辑,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面临同样的境况。但毕竟,我们尚未进入一个完全的风险社会,至少就眼前来看,风险分配的均等化倾向还没有进行到底。贝克所谓的“财富分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的说法,更多地是指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目前的现实。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重叠的时代。贝克为了说明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区别,对它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刻画,但就现在而言,两种分配逻辑共同发挥着作用,比如财富累积在社会上层,而风险则聚积在社会底层,贫穷吸附了大量的风险,而财富则可以购买安全和避开风险;风险扩散虽然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风险系统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处在发展中的人们又难以抗拒这种“危险的诱惑”,因为在极端贫困和极端风险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吸引力,在高失业的人群中,对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新”技术具有“极高的接受性”。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实际上也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向中国的转移(外资企业中多数属于这种情况)。总之,目前所谓的社会问题,其起因可能并不是自身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其解决也不能单凭一个社会的力量,而是需要从全球体系的结构中去寻找解答。而当代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强的流动性,也很容易使社会问题演变为全球性事件,当然,更不用说,有些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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