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看到了一本使人容易联想到《读书》的书,《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原书名为《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其实早在1979年第4期的《读书》上,董鼎山先生就撰文介绍《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他谈到这份书评杂志的两个特点:一是专论式的分析研究,“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二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
读过这本中文版的《文选》,自然会同意董先生当年的归纳,更会联系今天之《读书》进行比较。专论式的数万字长文在《读书》上好象还没有见过,但我希望有一天会真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它一定是不会令人失望的。至于激进的倾向,恐怕我也会十分欣赏。我想起,M·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说,《纽约书评》就是“印在新闻纸上的《党派评论》”(《纽约书评》确是以普通报纸印刷、不作装订的)。我喜欢这种倾向并不一定表明我就同意“新左派”的理论——不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也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对于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引自董鼎山文)进行体验的快感,而是因为它的批判性。
这本《文选》的译校者说,“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天哪,这些也正是我想对《读书》说的新世纪祈愿啊!——为了读书人的《读书》和中国。(文-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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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我与《读书》
黄平:谁都不愿意把读书办成大家都不接受的刊物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主编也会有不同的特色。为什么要一样呢?世界都一个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时代变得这么快,《读书》不变,行吗?我们的学者、读书人要不要面对这些困扰我们和广大读者的新问题?如果要面对,《读书》要不要去碰?当然,《读书》因为传统也因为技术原因(如篇幅限制)主要只能是提出问题而已。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编辑,也包括作者,的确不如《读书》的前辈,他们是既懂出版又懂写作的大家。我们也不希望《读书》在我们手上变得不好看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为了好看而牺牲问题的重要性。对我和汪晖及其他编辑来说,谁都不愿意把读书办成晦涩的难懂的大家都不接受的刊物。但是你从一个熟门熟道的领域来到一个陌生领域,开始当然是困难的,包括用什么语言来说,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从多视角到多领域,都应该成为我们读书人关心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坚持“读书无禁区”,坚持多样性,一方面拓宽我们的视野和领域,还要尽可能拓宽读者和作者的圈子,和更多的领域更多的现象接触,而不要使它成为文人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从建筑学、考古学到地理学,甚至还未形成自己学科的东西,它们中的精彩发现和思想,我们都不能触及吗?(黄平,《读书》执行主编)
沈昌文:学术类的文章我是不爱看的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看《读书》了,一方面因为要忙自己的事,主要精力都放到国外文章的阅读和研究上了;一方面也觉得已经交手出去,当作是一段历史,也没必要再知道什么。至于说现在有评论《读书》学术味太浓,趣味性不强,我不会多说什么。我那个时候接手,一切都是按照《读书》一贯的原则来运作的,以思想评论为主,当然这个思想评论也是要讲究学术功底的。但就我个人兴趣来说,学术类的文章我是不爱看的,包括现在《读书》上的文章,我都是看看目录了事。当初我之后的人选是董秀玉挑选的,当然也参考过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我做《读书》的时候就看过汪晖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至于他后来以及将来的学术文章,我估计看的机会也不多,也就不好评价。
(沈昌文,《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丁聪:什么时候《读书》不需要我了我再停笔从《读书》创刊起我就开始给她撰稿,人家都60多岁退休,我是63岁重新上岗。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什么时候《读书》不需要我了我再停笔。头几期是一批女将在做,美术方面她们兼顾不过来,所以一开始每期的版式是我设计,编辑把文章的行数、篇幅告诉我,我就会把初稿交过去,后来也就这么做下来了。除了版式,我还画插图,很多作家的头像都是我画的,这其中大部分的人我也都认识。同时每期我还上一张自己的漫画。《读书》创刊的时候,国内杂志还很少见,《读书》提倡“读书无禁区”的观念,文章好,思想新,再配上漫画,整个杂志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反响也很好。我给《读书》画得最多的时候,每期上三幅,封二、封三上都有。现在我自觉年龄实在大了,很多想法都跟不上了,但还在坚持做,一方面是因为跟《读书》有了感情,毕竟二十多年了;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脑筋不要停止转动。电脑我也没学会用,版式、报头还是照老规矩做,再加上每期一幅和陈四益合作的讽刺小品系列和自己的一幅漫画,虽然累一点,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丁聪,漫画家,《读书》版式设计)
汪丁丁:《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这几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学术性有取代思想性的趋势、或者思想性被学术性削弱了。有一些空洞无物,没有思想的文章,披着严肃学术语言的外衣也可以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更降低了《读书》杂志学术思想的含量。
据我所知,《读书》内部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现象,因为其他杂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我知道他们内部的问题在哪里。我只想说,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安排,再好的杂志也会衰败。我认为《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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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
黄集伟:不满《读书》出于爱我同意陈侗关于《读书》的说法:“《读书》像是一个饭局,坐在那里吃饭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种突出像是做给旁边桌子的人看的。看什么呢?看我们多厉害,作为不幸坐在旁边另一张桌子的人,我想说,你们吃你们的,与我有何相干!”为此我恨陈侗,因为他把我想表达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给说出来了。
我相信读者们是爱《读书》的,对它的不满、质疑其实都是出于爱,因此爱恨交织。“长江读书奖风波”就是这样,要我说,也只有《读书》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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