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这个问题上，超现实主义者跟教会和国家所提倡的行为拉开会很大的距离。在天主教看来，性的唯一目的是生殖，所有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任何对肉体快感的追求都是罪恶的。在一篇题为《堕落的危险》（Danger de pollution，1930年）的文章中，艺术家恩斯特（Max Ernst）以幽默的口吻对教会那些纠缠不清的性戒律大加痛斥。如果说“堕落”一般是对手淫的一种委婉说法的话，恩斯特就把事情翻了个跟，有引用忏悔者所用的关于性罪恶的教会手册，指出，如果有人对性持反常和“堕落”态度的话，那就是教会。他写道，爱情应该从罪恶与责任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可悲的婚姻责任，发明出来便是为了维持繁殖机器的运转，为了把灵魂交给野蛮的教会，把适合于生产需求和兵役义务的个人交给祖国，神学博士们授予那些想在爱情中彼此融合的人的婚姻，不过是跟爱情有点像的照片而已。相爱的人受到了教会的洗劫。兰波（Rimbaud）说过：爱必须重新塑造。45

在战争期间的法国，教会积极倡导妇女应该呆在家里养育孩子。随后，政府急于增加人口，以便对抗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也加强了这种做法。教会和国家在性政治领域达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联合，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后期（例如，直到那时，1920年有关禁止销售避孕工具的法律规定以及关于避孕问题的规定，才由于家庭规划诊所的设立而受到挑战；这一法律本身则直到1967年才被废止）。关于性行为的这些意识形态羁绊足以引起超现实主义者对母亲职责和养育孩子的敌视。
由于受到俄国的恋爱自由理想以及它对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冲击，再加上旧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这些因素的鼓励，超现实主义者率先倡导一种以性自由为特点的生活。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例如艾吕雅一直都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加拉当作他生命中的真爱，但他1920年代写给她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情书，却毫无拘束地跟她讨论他希望有艳遇的欲望，对她的情事也不反对。他们偶然的性经历是“纯粹的业余活动”；重要的是他们之间那坦诚的爱。艾吕雅坚持认为，这份爱不理会过去和将来，只知道“现在”，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已经分开，也不会减少这份爱：

我的生命，我只跟你严肃地讨论问题，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只爱你……我想给你自由，那是任何人都不会给你的。我给你所有可能的快乐，所有你自己的快乐，但我又如此害怕你不让我留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是一秒钟。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干扰，尽管我希望这样。只有在你身上我的欲望才会产生迷狂，只有在你身上我的爱才沐浴在爱中。但我的爱必须渗入你那纯粹的爱。不然的话，我会杀了自己。46

布列东同样不向他的第一任妻子西蒙（Simone）隐瞒他跟其他女人的关系，不管是精神上的关系还是肉体上的关系，如果不是她向他隐瞒了自己跟超现实主义群体中另一个成员的情事，因而被布列东认为是背叛了彼此完全信任的理想的话，他也不会反对此事。
作为完全开放伦理的一部分，超现实主义者在1928年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个人性经验的群体讨论。（因为某种原因，女性到后来才参加。）讨论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以便弄清跟性实践及对待它的态度相关的一些基本事实，作为理解这一最个人化的生命领域中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虽然原本是要对性体验采取一种宽容和多样的态度，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发现，在这一群体内部，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对同性恋和妓女的认可以及恋爱中的两情相悦和平等权利等问题上。布列东坚持性与爱的紧密联系，他认为自己的一系列做法是为了寻找爱情，而超现实主义的其他成员则是一种没有爱的放荡，这其间有很大的区别。他后来表示，他坚定地相信，这一运动历史上的大部分争议，曾经被普遍地归结为政治态度的不同，但实际上是他跟其他人在性与爱的伦理问题上存在着的根本歧异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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