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接受背景之时，作为一个舶来的“西方艺术史”的概念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微妙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形成涉及到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矛盾，涉及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写实主义等西方文化概念的传入确实“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影响”本身绝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单向度作用的矢量运动。正如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很早就指出的那样：“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的影响，或者视作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上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经同化在一个新结构之中。”

作为一种比较美术的方法，影响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研究一个艺术现象在一定受众当中“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也不仅仅是估价这样的“影响”在程度上或大或小。在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历史情境之下，对于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回应，就可以折射出文化选择的问题。归结言之，对于写实主义艺术做一些非此即彼的简单评判终究是没有意义的。写实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意义发生流变的的过程，以一种相当强烈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西方艺术的理念在我们的艺术史当中总会被“误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试图形成我们的“西方艺术史”的读解努力之中，总会使西方艺术原初的那个概念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包括着当代人自己的“感觉”，只是在东西方之间，这种“感觉”在前后上的差异比较明显，从而让我们的西方艺术史描述上的“误读”现象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仅仅依靠一种属于我们的先入为主的现实主义原则来判定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的历史实质，在当代的艺术史研究中已经不被鼓励；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研究中排除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一种正当的态度。东西方的不同艺术史描述者在形成结论上的差异，有可能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一是可以通过增进了解以弥合的常识上的误解，二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期待视野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至于前者的“误解”，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交流来消除的，而后者的“误读”，则是历史解释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偏见”，只有学会理解和善待这种偏见，并且把这种偏见也纳入我们所需要研究分析的“感觉事实”的体系之中，构建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真诚的历史描述，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