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将Realism译作写实主义，如1923年版的《新文化辞典》只有“写实主义”一目，1932－1933年版的《新术语辞典》正、续篇上，在“写实主义”一目之外，又多了一个“新写实主义”，但还是没有“现实主义”一说。用“现实主义”代替“写实主义”译词，是30年代初期稍迟的事。尽管这一术语在各家言论中亦未作最后的统一，但其大致用法毕竟有所沟通。在中国20世纪初对于西方艺术的文化批判当中，“写实主义”的理念由于触及到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理解，从而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特别的注视。十九世纪西方写实主义艺术对于物质现实的忠实描绘，被认为与科学的方法有关。而其作品背景不是来生或者天堂，而是我们所生存的现实社会环境，其描绘对象不是英雄或神化了的贵族，而是我们眼前普普通通的凡人，其主题不是悚动天地的伟业，而是日常生活的朴实片断，凡此种种，亦投合着中国知识界重视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文化期待。对于写实主义的期望促使我们迅速地接近着西方艺术当中的相关潮流，然则，似乎有些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对于十九世纪西方写实主义当中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热情，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强烈。至少，在20世纪中国艺术呼唤写实主义的声音之中，对于西方写实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学习的热潮，不久就被另外一种关乎写实主义的艺术问题的关注所超越，写实主义这个概念，与其在中国提出伊始时的意义相比，又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曾经被一度标之为“写实主义”的那一派舶来的艺术思想原则，在中国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随着中国的艺术家和学者对欧洲写实主义艺术了解的逐渐深入，这一流派的种种“缺点”也逐渐被我们所发现。或者说，欧洲的写实主义艺术，包括库尔贝艺术的价值取向在内，有一些方面与中国文化的期待视野毕竟存在着差距。在希望把这一流派的艺术思想发扬为一种振作中国自己的文化艺术的方针的中国学者看来，西方写实主义自身无疑存在着种种有待改变的局限。梁启超即抱怨“自然派”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而茅盾更将西方写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缺点评价为“丰肉弱灵”，并分析说“概写实主义之缺点，在能揭破社会之黑幕，而无健全之人生观以指导读者。”

在郁达夫的批评中，甚至开始就写实主义对等为一种科学方法的态度本身进行了反思：“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例如岩石、天体之类，当然可以持纯客观的态度，去试验观察。但这一个方法，想同样用到有灵性有情感的人心上面去，却怎么也办不到。……”关于西方写实主义与科学观念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而郁达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