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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是启示
来源: 作者:ne 发布时间:2008-02-16

保罗的“基督中心论”(Christocentrism)立场无疑受到早期教会的重视。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宣称自己是一神教,那么,如何解决上帝与基督的关系呢?如果基督只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凭什么得到信仰与崇拜?在与种种异端作斗争的过程中,早期的护教士强调拯救者和创造者是同一个上帝,因为“上帝通过道创造了世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1:3]),也将通过道拯救世界”。 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采纳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亚塔纳修(Athanatius)的主张,认定圣父、圣子与圣灵具有同质同体性(homoousia)。此后,451年召开的卡尔西顿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通过了“卡尔西顿信经”,进一步确立了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由此奠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和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正统的基督论教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会确立了正统的基督论教义,但后世的神学家仍不断回到当年被视为是“异端”的基督论立场。

2、辩论的缘起
启蒙运动使神学领域发生了一场“理性觉醒”的转换,其在基督论领域表现为讨论的中心从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本体论问题转向历史与启示的关系问题,“启蒙晚期以后,对实在的形而上学理解被本质上是历史的理解所取代”。 而有关启示与历史的内在张力,构成了现代神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代表了19世纪晚期新教自由派发展顶峰的哈纳克与其叛逆者巴特 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则可被视为有关历史与启示问题之争议的高潮。
哈纳克提出“十五个问题”,起初并非针对巴特个人,但巴特无疑是他的针对者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主要的针对者。 1922年,巴特早年巨著《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发行,旋即掀起了神学领域的一场风暴,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被视为“投向神学家园地的一枚炸弹”, 巴特就此从瑞士萨芬维尔(Safenwil)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成为神学领域的焦点人物。
如前所述,巴特在其牧道实践中,已感到他所接受的自由派神学的虚弱,但促使他走向与自由派神学决裂的决定性事件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的风暴击碎了欧洲人的美梦,“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四柱圮然”, 它也惊醒了年轻的牧师巴特。1914年8月1日,就在德国宣战的当天,93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政策,其中包括巴特的神学老师哈纳克与赫尔曼等,哈纳克甚至应威廉二世之请为他的宣战写了一篇告德国同胞书。 在同年10月4日的报纸上,哈纳克发表了“致文化世界”的公开声明,他试图使人们相信:“我们的敌人伪善地声称,反对我们的所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并不是反对我们的文化,那不是真的。没有德国的军国主义,德国文化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德国的军队与德国人是一体的”。 巴特难以置信,这样的话语出自他所敬重的老师,一个神学家之口。他开始反思他所接受的神学教育,他意识到,以哈纳克为代表的自由神学被 “时代精神”所裹挟,已偏离了真正的“上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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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是启示
2007-6-2 14:15:06


时代问题与生存困境同时向巴特涌来,他迫切地感到他需要寻找新的道路,于是他回到圣经,试图从保罗的《罗马书》中汲取灵感。1919年,《罗马书释义》第一版问世,巴特形容自己“像个在黑暗中爬上教堂钟楼的人,想要攀住栏杆,却抓到了钟绳,拉响了激荡全镇的警钟”。 在此,巴特复兴了宗教改革时期对圣经的理解,强调圣经乃“上帝之道”,而非现代神学诉诸人的主观体验或理性反思的产物。就此,他对自由派的“历史-批判”方法提出了质疑与批评。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批判”的解经法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阐释上”,因而离圣经的“实义”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他指出“历史只要是批判性的材料堆砌,…[就]不是历史,而只是拍摄下来和经过分析的混沌而已”。 在巴特看来,绝不能把耶稣的生死仅仅视作在时间中发生的无数“历史事件”中的一部分,“他被钉十字架而复活,……作为这样的人,他就摆脱了历史事物的相对性,摆脱了时间对历史事物的根本威胁,摆脱了死亡。……他的复活是‘非历史的’事件”。
《罗马书释义》是一部“自抒胸臆之作”, 其文字气势磅礴、奇谲莫测,充满了“既是又非”的辩证句式,这是巴特直面时代的困境,在自己的教牧实践外进行圣经研究的性情之作,他要解决的是他的老师们没能为他解答的问题:我们现在如何去恰如其分地谈论全然相异于此世的上帝。这样的作品并非学院式的注经解经著述,也是那些学院神学家无法理解难以接受的,它当然不合一般的学术“规范”,也因此被斥为“悖论与奇想”。毫无疑问,哈纳克就是那些学院神学家中的一员,他担心年轻一代的神学家们在巴特开创的道路上走入一个危险的方向,从而导致神学中历史研究的全面衰颓。 1920年,哈纳克与巴特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相遇,他们各自作了发言。会后,哈纳克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巴特演讲的内容令人错愕。其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是我会想到并说出的。我看到巴特演讲中的真挚,但这种神学让我害怕。……在我看来它极具危害,某种程度上甚至令人反感。” 对于巴特所引发的新的神学样式,哈纳克评述道:“它作为一种科学多么薄弱,其逻辑多么具有表现主义色彩,其历史观又是多么短视!” 正是这样的一种担忧促使哈纳克于1923年发表了“致科学的神学之蔑视者的十五个问题”。

3、哈纳克的提问与巴特的回应
(1)、“科学的神学”vs.“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哈纳克的“十五个问题”是向“科学的神学之蔑视者”提出的,他后来承认,巴特的确是他所针对的主要对象。 然而巴特却不愿被戴上“科学的神学之蔑视者”这顶帽子。他在“十五个回答”开篇就说:

关于(你的问题)的标题:有人反对自虔敬运动和启蒙运动、尤其是德国历史的最近五十年以来成为最具决定意义的那种新教神学,但这样的人并不必然是个“科学的神学之蔑视者”。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这一特殊的神学可能已偏离其主题太远了。

巴特承认他反对自启蒙以来的新教神学,但他并不蔑视“科学的神学”,在其《福音神学导论》中,巴特开宗明义地指出:

神学是一种传统上被描述为“科学”的人类理解活动。不仅自然科学是“科学”,人文科学同样寻求对一种特殊对象及其境域的领会;……“神学”一词似乎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科学,非常特殊的科学,其任务是领会、理解并谈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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