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是启示
2007-6-2 14:15:06

姑且承认其有死气沉沉、目光短浅以及毛病众多的[一面]，但除了这种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 in general）紧密维系、血肉相联的神学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神学吗？如果有的话，它的说服力与价值何在呢？（问题15，87）

在此，“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指的是神学以外的科学，既包括19世纪以来获得根本发展的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现代视域内的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精神科学。哈纳克将神学与一般科学相提并论，并强调两者要“紧密维系、血肉相联”，意在指出神学同样要依据一般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从人的经验出发，对历史进行探究，并以理性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揭示上帝的真理。无疑，哈纳克将神学置于一般科学的框架内进行探究，在这个意义上，他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或主观感悟的路径，要求神学论述达到“清楚、明白”的境界。在他看来，巴特所代表的感悟方法，因为失之主观而不那么“科学”，他认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性，“如同只有一种科学的方法，也只有一种科学的任务：对其对象的纯粹认知”。
对这样的一种“科学的神学”观，巴特完全不能苟同。他在“十五个回答”中首先表明：

神学的“科学特征”由此将是并始终是牢记它的客体（object，或称对象）曾是主体，而且必须一再成为主体。（回答1, 88）

巴特对科学要求的“客观性”并无异议，问题是哪一种客观性。一切科学研究都有其对象，但神学的对象与一般科学的对象截然不同，一般科学的对象无论关乎自然或者关乎人类精神，都是属于“此世”的，但神学的对象是上帝，上帝不属于“此世”，而是“全然的他者”，因此，上帝这个“对象”就不同于其它科学的对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一般科学的方法付诸神学中。对巴特而言，神学的“客观性”在上帝道成肉身的启示中，而启示是由上帝发出的，在这个意义上，神学的对象亦是主体。神学因其对象的特殊，尤其具有不同于一般科学的方法。他指责当代神学家们运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抽空了神学的意义，使得“神学”一词不再具有古代、中世纪以致改教时期的丰富意味。
在其《教义学纲要》（Dogmatics in Outline）中，巴特指出，科学是“试图对一个确定对象及其活动范围有所领会和揭示，有所探究和指导的尝试。……人的行动无不止于一种尝试，科学也不例外。” 既然科学是人类探究实在的一种尝试，它就免不了有其局限。巴特的这种科学观是与其神学观一脉相承的。在巴特看来，上帝是超绝于此世的，他是最高的主宰，只有上帝是绝对的，一切人类的知识或学说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以“上帝的独一无二的启示”为主题的神学，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具有优先性（参回答15，91），对巴特而言，神学的优先地位不仅在于它是有关上帝的论述，也在于它是有关人对上帝的信仰的论述，而信仰在人的生存中具有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现代世界给人的生存带来了难以弥合的破碎，在资本主义经济、军国主义强权、科学理性对超自然的神圣力量的颠覆所引发的物质至上和原子式个人主义的威胁面前，基督教信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神学只是对现代精神的认同与追随，就难免沦为“时代精神”之一种，从而失去其优先地位。

（2）、历史vs. 启示
巴特拒绝神学对时代精神无保留的接受，并不意味着他超然于时代之外，他很坦率地承认，“我们不能也不应当返回[保罗或路德]神学的同一样式中……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时代中、为我们的时代而思考。” 但是他对历史的态度与自由派神学家们却存在着截然的差异。
如前所述，启蒙以来的现代神学将一种历史探究观带入圣经研究，这种历史观认为，“一切历史中的事物必须被视为拥有相同的历史本性与实在，并作为历史的一面对批判的探索开放”。 圣经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其内容的实在性理应受到历史的探究。在这样一种历史观主导下，许多神学家与宗教批判家纷纷将目光聚集于“历史上的耶稣”（historic Jesus），试图辨析福音记载和使徒书信的历史真伪。哈纳克作为一个公认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同样对新约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在哈纳克看来，新约的福音 具有两重性（a two-fold gospel）。一方面，福音通过耶稣宣告了上帝之国临近的消息，另一方面，福音宣告了上帝之子降生成人、受难并复活的消息。哈纳克指出，后者对应于前者是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它是使徒保罗的作品，这种新的福音（哈纳克称之为“the second gospel”，“第二福音”）强调，只有信仰在十字架上受难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救主，人才能获准进入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