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是启示
2007-6-2 14:15:06

巴特反对哈纳克诉诸历史探究对教义体系的解构，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历史－批判法本身，事实上，他多次表示了对这一方法的接受与尊重， 他所坚持的是，历史－批判法不能成为神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如同“对上帝的经验”不能成为神学论述的出发点那样。哈纳克提出：

对上帝的经验（Gotteserlebnis）与信仰的觉醒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如果是不同的，它与无法控制的盲信有何区别？如果是相同的，除了通过福音的宣道（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它怎能产生？而没有历史的知识与批判的反思，这样的宣道如何可能？（问题3，86）对此，巴特的回答是，“对上帝的经验”是人的经验之一种，它始终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有“由上帝唤醒的信仰”才能成为神学之本：所谓“对上帝的经验”（Gotteserlebnis）与由上帝所唤醒的信仰具有天壤之别，因而在实践上也无法与“不可控制的盲信”相区分。……实际上信仰确实通过宣道而发生，但宣道则通过“基督之道（the Word of the Christ）”（无论宣道者的历史知识或批判反思处于何种状态）而发生。（回答3，88）

巴特视信仰为“对于不可置信的圣经之见证的接受”， “基督之道”（即“上帝之道”）向我们说出，是给所有人的，因此信仰是由上帝所唤醒的。巴特批判自由派神学在思考上帝时想到的只是人类的宗教经验，在谈论上帝时谈论的只是人性、人的启示与奇迹、人的信仰与作为，他质疑道：“[这样的话，]对于上帝的神性我们还能知道什么、说些什么？”进而，他将这种神学归结为“宗教性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

（3）、“共同信念” vs. 真理
在《罗马书释义》中，巴特对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看来，宗教就其作为历史文化的现象而言，只是人的产物，它“是人的可能性，因此是一种有局限的可能性”。 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宗教信仰，是一种不信， 因为宗教试图将人与上帝联系起来，试图摆脱自己必死的人性界限，甚而一再地屈服于蛇的诱惑：“你们会像上帝一样” ，并取上帝而代之。 人将上帝视为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投射”（费尔巴哈），将上帝视为世界万物中的一员，自己认识的对象，用巴特的话说：“作为宗教的人，人将自己置于上帝的对面；现在他就不得不与上帝对立了”。巴特坚持，上帝就是上帝，而人与世界在上帝之下，与上帝全然相异。对此，哈纳克反驳说：

如果上帝与世界（上帝中的生命与世界中的生命）是彻底对立的，那用什么来解释作为福音之核心的爱上帝与爱同伴之紧密联合甚至直接等同呢？要是没有终极的道德评估，这种等同如何可能？（问题5，86）

哈纳克从他自己的福音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耶稣所宣扬的纯粹福音教导我们，要像爱上帝那样爱邻人，因此，福音的核心是爱上帝与爱同伴之等同。由此，哈纳克所谓的基督教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对这一教导的认识与接受，获得生活的意义。 他将“终极的道德评估”作为这样一种基督教的最高成就。但是巴特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论断，他反问道：福音所提出的爱上帝与爱世人的等同最确切、最有力地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与我们“在上帝中的生活”间的关系是一种“全然相异”的关系，只有通过永恒的上帝自身的奇迹，它才能被克服。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一个人的“同伴”更陌生、更不可理解、更需要上帝启示的因素吗？ “最高的道德评估”──好极了，但我们爱自己的邻人了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而如果我们不爱他，又谈何爱上帝呢？（回答5，89）

巴特认为，爱上帝与爱邻人的诫命恰恰点出了我们的不爱。人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倾向，这是人性的局限，不能以一种道德的乐观主义来回避人与上帝的差异与对立，更不能视道德的进步为文化发展的顶峰。哈纳克无法接受巴特关于上帝与世界相对立的主张，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他充满了肯定与乐观，认为必须“根据文化发展、根据由文化所积累的知识、根据伦理” 来表述上帝。他指出：“像所有物质与精神的发展一样：对立就是进步而进步就是对立”（问题9，p. 86）。巴特却认为，这样的说法只在“人类有关上帝陈述的领域内”有可能成立，“然而，在（可以用人的言辞来表达的）上帝的真理与我们的真理间只有对立，只有非此即彼（either-or），这也是真的。”（回答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