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是启示
2007-6-2 14:15:06

而在巴特眼中，哈纳克所代表的自由派神学陷入了人类中心论的泥潭，这是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以来在欧洲愈演愈烈的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在神学中的反映。作为一个先知般的人物，巴特敏锐地觉察到这样的一种乐观主义终会将人类带入无需上帝、不再信仰的彻底的尘世生活，而失去对“上帝之道”的真正信仰，人类的整个生存根基将瓦解以致破碎。因此，巴特诉诸传统经典来反对甚嚣尘上的时代洪流，他强调上帝与人类以及世界的“全然差异”，反对人能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理性认识上帝的自由派主张，他诉诸“上帝之道”的最高权威来重新提出一种基督中心论的立场。巴特指出，如果人的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如果人的文化、伦理、宗教成为信仰的重心，那就无法避免相对主义的结局，因为时间中的一切都只具有相对性，从而人的一切成就都只具有相对性。在他看来，只有强调上帝启示的权威性，强调上帝之道的永恒性，才能为人的相对性、时间的相对性找到绝对的根基。尽管对于自己早年将神性与人性全然对立的极端立场，他日后有所修正， 但他始终坚持神学应置于上帝之道的基础上，坚持启示对于信仰的中心地位。在其成熟时期的神学巨著《教会教义学》中，巴特首先论述的就是上帝之道的教义以及启示在其中的重要性。
巴特独特的启示观的确有其难解之处，因为他将人置于倾听和承载的位置上，启示之接受全然在于“由上帝所唤醒的信仰”。在他看来，启示的发生是上帝的行动，在人这方面并不具有主动性。对这种启示的信仰如何可能？或许，我们在此可以用一种不一定恰当的比拟来解说巴特所谓的“启示之光”。几乎每个人都会有陷入爱河的经历，当爱情来临时，你感到深受吸引，但你无从解释它如何到来，你并非有意为之，而它使你有获得新生之感——爱是一个奇迹，信仰与启示亦然。
巴特的神学思想无疑对20世纪的神学路向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赞同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他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看到，面对时代的变迁、传统的断裂，每一代神学家都竭其所能试图维护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顺应时代潮流的哈纳克也好、“不以时代的声音为大” 的巴特也好，都是这样的努力者。对我们而言，哈纳克与巴特的论辩已成为历史。但巴特对时代的批判，他对“上帝之道”之永恒真理的坚持不能不使我们深受触动。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生存中，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坚定地声称：我相信存在着绝对的真理。无论在道德领域、文化领域抑或是宗教领域，更遑论在社会政治领域，一切曾经的意义与价值都无法逃脱被质疑甚至颠覆的命运。在全球化步步紧逼的当今世界，我们靠什么来抗拒“资本”和“强权”的渗透与侵袭？在物质上，我们比先前任何时代的人生活得更丰裕，但在精神上，我们依然同任何时代的人一样饱受怀疑与困惑的折磨。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真的能被克服吗？当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伟大与崇高时，爱、正义、信任、理解与宽容，如何可能？
我们或许知道美好是什么，但却无能实践美好的生活。人的有限恰在于我们不能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更不能让时光倒流，重返古典时代的单纯世界。所有人都难以否认，无论秉承怎样的文化传统，人类现在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古人眼中的“天下”，我们和其他文化的继承人共同担当着时代的种种困境；另一方面，文化样式能再有立身之地吗？或许，生存的意义就在对这一意义的不断叩问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