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在根本特征上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有重大区别，而且在生成的基础上它们也有明显不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成的基础也有两个：第一，生态危机的出现（从反面）和人类生态整体系统与“地球村”的形成（从正面）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第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符合生态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生态系统及其客观规律和人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与认识可以说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成的主观基础。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统一观、协调观，它以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等为其具体的观念性构成要素，并认为，在生态系统中，人虽居处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但也同时承认自然的权益及其内在价值，这就把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或在社会领域，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以任何一个集团主体为中心（如以发达国家的人为中心或以当代人为中心等等），或者完全以个人主体为中心，它首先是以整个人类为中心，或者说首先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当然这里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代内间人类的整体利益，由此出发，要求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尤其要重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二是代际间人类的整体利益，由此出发，要求当代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在发展中，既要重视当代人的利益，更要重视后代人的利益。这样，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内含着协同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奉行的是互利互惠的准则，即要以互利互惠的观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是通过互利型思维方式来实现其向现实实践活动的渗透转化的。而互利型思维方式对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个人和个人、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将会真情以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合理之处，如它的至上性、唯一性、排他性、短视性等局限性，吸取了它的合理之处，如它对人类利益的关心，对人类需要的维护，对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等，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如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休戚相关性，教导人们用相对的、有条件的、可变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为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和建构新的文明发展模式。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正确的、科学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走进它。

四.伦理学在两种人类中心主义上的分野

在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中，我国理论界还将人类中心主义和伦理学联系起来予以讨论，认为存在着两种伦理学。一种是传统的伦理学，“传统伦理学以人为目的。它以人为唯一尺度，以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是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学”。⑶ 另一种则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除了关心人的福利，还关心地球上千百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福利，因而生态伦理临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⑷

笔者以为，余谋昌先生关于伦理学所作的分类和分析，实际上指明了伦理学在两种人类中心主义上的分野，即传统伦理学是一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而生态伦理学则是一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

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是我们所要倡导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生态化的伦理学。由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仅仅以我为目的，以人类为唯一尺度，只关心人的利益而且主要是我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因而，它带有绝对性、机械性的特征，是我们所要扬弃的一种伦理学。

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只从人的利益出发，把自然界看作是实现人的利益的工具，既然人的利益具有唯一性、至上性、优先性即绝对性，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人怎样使用、对待这种“工具”都是可以的。这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了人的存在而忽视或冷漠了自然的存在。生态伦理学却同时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需要与价值，以“人--自然”的和谐进化与发展为目的。